文/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美國川普政府於2025年4月2日宣布「對等關稅」政策,以「解放日」為名,標誌著美國貿易戰略的重大轉折。該政策以糾正貿易逆差、推動製造業回流為目標,卻對高度依賴出口的台灣經濟造成了深刻衝擊。台灣出口佔GDP比重約七成,2024年對美出口總額高達1114億美元,其中資通訊產品佔比超過四成六。在這一政策下,台灣最初面臨32%的高額關稅威脅,雖然經過談判後降至20%,仍高於日本、南韓及歐盟的15%。此外,美方對鋼鐵、鋁材徵收50%、汽車25%的關稅,並計畫對半導體課徵100%關稅,使得台灣出口總量可能銳減六成以上,GDP也預估收縮近4%。
面對如此高壓的政策環境,台灣企業已被迫加速供應鏈重組。例如台積電投入1650億美元赴美設廠,以規避關稅並維持市場准入。然而,這樣的調整雖可短期降低衝擊,卻也帶來生產與物流成本增加,推升科技產品價格,甚至短期內加劇美國的通膨壓力。對台灣中小企業而言,無力承擔轉移與投資成本,利潤被壓縮,裁員或退出市場的風險升高。金融市場同樣受到不確定性衝擊,台灣股市在4月後明顯波動,投資信心下降。
除了經濟面向,此政策亦帶來地緣政治層面的挑戰。川普批評台灣半導體的全球主導地位以及國防支出不足,導致民眾對美國的信任度下降,國內政治分歧加劇。國民黨質疑政府過度依賴美國的戰略,反映出台灣社會對單一市場依存的風險認知已逐漸升高。這提醒我們,台灣除了在產業上調整,還必須建立完整的國家層級風險管理策略,以應對關稅政策隨時可能發生的劇烈變動。
就產業結構而言,半導體雖然暫時獲得豁免,但100%關稅的潛在威脅仍懸而未決,一旦實施,將直接推升iPhone等電子產品價格,並迫使供應鏈企業承受嚴峻壓力。資通訊產品則已面臨20%關稅,其他如機械、汽車零件、石化等中小企業出口比重大,卻缺乏轉移與吸收成本的能力,更容易受到衝擊。農業雖非出口大宗,但在美方非關稅壁壘影響下,也面臨收入下降的壓力。這些都凸顯出台灣經濟對單一市場變動的高度敏感性。
政府的應對雖然快速,總統賴清德提出「不合理」的批評,並以零關稅作為談判目標,推動27億美元的經濟穩定計畫,提供貸款、減稅及多元市場補助。然而,這些措施仍屬短期救急,若要在「關稅變動時代」中生存,台灣需要建立制度化的風險管理機制。具體而言,一方面應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積極深化與東南亞、非洲及拉美的合作,並加速加入CPTPP等多邊架構,以降低對美依存;另一方面,必須鼓勵企業加大AI、5G與綠色科技等高附加價值產品研發,形成抗關稅衝擊的競爭緩衝帶。
長期來看,關稅戰使全球經濟衰退風險升高,台灣GDP成長率可能從3.3%下修至2.5%。然而,危機之中亦蘊含轉機。如果台灣能在供應鏈轉移過程中,與越南、印度等新興國家建立戰略合作,推動跨國建廠與區域產業布局,將能鞏固半導體領導地位,並帶動產業升級。更重要的是,台灣必須發展「動態風險管理」的國家戰略,將外交談判、產業升級、金融穩定與社會共識納入同一治理框架,使國家在面對國際關稅風暴時不再只是被動承受,而是能夠主動調適與轉化挑戰。
總體而言,川普的「對等關稅」政策再次揭示全球貿易相互依存的現實,並警示台灣必須擺脫「單一市場鎖定」的脆弱。唯有在談判桌上積極爭取、在產業政策上持續升級、在市場布局上廣泛多元,台灣才能真正邁向關稅變動時代的風險治理,確保經濟長期穩定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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