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羈押應是例外，而非審前懲罰 檢察官在提起公訴後，證據應視為蒐集完備

文／蕭錫惠

近日高院合議庭針對羈押裁定作出重要見解，再次提醒司法界：羈押並非刑事程序的常態，而是保障程序正義下的「最後手段」。高院法官林孟皇指出，科控措施到期後如需變更，仍應由士林地院續行審理，合議庭更進一步指出，檢察官在提起公訴後，證據應視為蒐集完備，除非有「具體事證」證明被告有勾串行為，否則不宜再以「可能串證」為由羈押，士院原裁定因此遭撤銷。

這樣的見解不只是個案，而是對整個司法文化的一記警鐘。長久以來，台灣社會對羈押濫用的質疑從未停歇：許多案件在偵查階段就長期羈押，甚至超過未來可能判決刑期，形同「未審先判」。人民常感嘆：「有罪沒判、先關再說。」羈押在實務上被濫用成為偵查工具，檢察官只要提出「有串證可能」即可說服法院裁准，導致被告人身自由輕易遭剝奪，嚴重損害司法公信力。

根據媒體整理，一審中被羈押超過六個月的案件約佔 8.9%，雖屬少數，但這些案件中不少最後判刑結果低於羈押期間，甚至判無罪，等於白白坐牢半年。

這樣的情況不僅影響被告人身自由，也傷害社會對司法的信任，讓「羈押當偵查手段」的批評更加有理。

國際上多數民主國家對羈押均有嚴格限制。例如德國《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羈押須符合比例原則，並設有「羈押必要性審查」制度，檢察官與法院須定期檢討羈押是否仍有必要，否則必須釋放。

日本亦要求法院每兩個月重新審查羈押理由，確保偵查機關不會無限期扣押被告。相比之下，台灣雖有羈押審查制度，但實務上多流於形式，檢方只要複製貼上理由即可延押，極需改革。

合議庭此次見解，正是對此現象的矯正。它要求檢察官提出具體事證，而非抽象懷疑，才能限制人身自由；同時也提醒法院應優先考慮替代處分，例如限制出境、監視居住、交保候傳，以平衡偵查需要與人權保障。這正是比例原則的落實。

司法改革喊了多年，人民最期待的，正是司法能公平且克制地行使權力。羈押制度的正確運用，是衡量法治成熟度的指標。若能落實高院見解、導入更嚴謹的定期審查機制，要求檢方與法院說理清楚，才能真正符合《憲法》保障人身自由的精神。

羈押不是審前懲罰，而是例外手段。當司法能秉持此原則，人民才會放心把正義交託給法院，社會也才能看見公平與正義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