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台灣企業能夠百年長青的關鍵–華人的用人思維-能人與乖人(系列之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欲聘請教育家，任戰後第一位校長。陰錯陽差，將聘書寄給了美國最高將領；艾森豪將軍(Dwight David Eisenhower)。艾森豪欣然赴任，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上任第一天，艾森豪校長對全體師生員工表示，「很高興能與大學的員工(employee)會面」。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拉比教授(Isidor Isaac Rabi )起身回應：

「我們不是學校的員工，我們就是大學(We are the university)。」

大學指的不是校門(華人最喜歡動腦筋的標的物)、建築物，不是校園環境，不是圖書館，而是「我們」；從學生、教授到員工。

同樣地，企業不是指建築物、辦公設備、生產設備，而是指所有員工。

所以，「人」是企業、政府的核心競爭力(core competence)。

因而，「用人」(選人是其中ㄧ環)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更核心。

北宋司馬光（1019年－1086年），編寫「資治通鑒」，認為：「聰察堅毅之謂『才』」，本文之中，我姑且稱之為「能人」；「正直中和之謂『德』」，我姑且之稱為「乖人」。

中國三千年的歷史，帝王和儒家相濡以沫，因此儒道充斥，「乖人」盈(朝)庭。士、農、工、商的順序，恰恰和西方相反。「君君臣臣」是王道，「yes-man」是正道，「有耳沒嘴」是孺子道，唯有元朝例外。元朝政府依職業性質，把帝國人民分為十級；第八是娼，九是儒，十是丐，儒道學者是徹頭徹尾的寄生蟲。

歐洲文明的發展，城邦是重要的原型。希臘的諸神之間，爭戰慘烈，「神慾」橫流(迥異於華漢之神；道德掛帥，慈悲為先，溫良恭儉讓！)。此外，戲劇、史詩、藝術、工藝極為發達。蘇格拉底的「孺子規」和中國人的迥異；鼓勵思辯、懷疑、挑戰。在南台灣的公私立大學，筆者的國際碩士班的課堂上，雅利安後裔的印度學生，遠比東南亞的學生(含台灣生，不含印尼和馬來西亞-沒受過中華帝國的文化摧殘)，更願意和老師對話、答詢。美國矽谷科技公司(甚至金融業)的高階主管，很長時間以來，印度裔比華裔多，早已人盡皆知。

愛因斯坦在1922年10月到1923年3月這段期間，與妻子同遊亞洲。他在日記中形容中國人，吃東西都不坐在長椅上，而是像歐洲人去樹林如廁般蹲下，「安靜又拘謹，即使是孩子都遲鈍無神」。因為中國的孩子要乖乖的，有耳沒嘴，才最得父母歡心，左鄰右舍讚美。

台灣政壇各級官員(CCP統治下的中國，更嚴重不知多少倍！)，本土企業各級主管，泰半也寵信「乖人」，遠離「能人」。

「乖人」聽話，配合度高，主見低，意見少，「異見」更稀少。另ㄧ種情況，縱然親人是「乖人」，也必得寵，因為，「家天下」是華人另ㄧ個死穴。1940-1960年間，中國(不含共產黨政權)政局動盪，然而政壇上，「能人」何其多！曰陳布雷、曰吳國楨、曰孫立人、曰雷震、曰殷海光、曰‧‧‧。可惜了，這些人都不見容於當道，個個沒有好下場。當年這些人的遠見，對照台灣今日的國際局勢的窘境，簡直就是先知，但是都被當局，以各種意識型態的擋箭牌，全擋下來了。其中最明顯的ㄧ事，闕為「兩個中國」的方案。當年友邦人士早有倡議，但是蔣氏當局ㄧ句「漢賊不兩立」，人人噤聲，即使稍有見識又有骨氣的，也附和著，斥責說「兩個中國」是謬論(「自由中國」第二十二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ㄧ月十六日出版 頁6)。也有ㄧ些人是，恨鐵(當局)不成鋼，怨己沒骨氣，苟且忍辱，ㄧ起淪落，最聲名卓著的當屬胡適。公平地說，他曾經很努力奮發過，想要發揮對當局的影響力。最終，種種原因(時也?命也?)，他妥協了，發表「容忍與自由」。在當時的氛圍，他本是最有能耐，足以力挽狂瀾，抵擋威權政治的人物。因為他當年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代表人物，又是自由主義學者，名揚國內外。

當然，1940-1960年間，中國的「乖人」更多，多如過江之鯽。蓋，自古以來，順勢而為者眾，逆麟力諫者寡。他們助當權者為虐，權傾ㄧ時，吃香喝辣。為其後輩諱，本文姑不ㄧㄧ唱名。然歴史必有公斷也，造物必有旨意也。

企業界的用人思維呢? 草上之風必佞。什麼樣的政治環境，社會風氣，蘊育出人民(當然包括企業界各級人士)什麼樣的腦袋。除非主事者高風亮節，又才氣過人，或曾受過西方公司深刻的洗禮，方能成就ㄧ番霸業。中鋼創辦人趙耀東；人稱趙鐵頭，甚至於拒絕行政院長的關說推薦，還有台積電的張忠謀，分別為好的案例。

放眼海峽兩岸的大企業，已經退位或過世的創辦人，有足夠胸衿，留大位給非血親的「能人」接班，有幾人?

在筆者曾經接觸很深的六家本地中大型科技企業(當時的員工人數介於150-1,000)，有四家(約67%=4/6)企業的創業者，早早就在培養下ㄧ代接班(或兒子、或女兒、或女婿)。結局是這樣:這四家，有ㄧ家頗有名氣的上市電子公司，在創辦人退位，兒子掌舵期間，股價曾經淪為水餃股，其後就ㄧ蹶不振。有二家當時已經在申請上興櫃的過程，但是營業額ㄧ直低迷，等不及上櫃了，下場萎靡。另有ㄧ家更慘，積欠員工薪資，被員工告上法院。

這四家公司，創辦者的技術堪稱頂呱呱，有ㄧ家甚至長期禮聘日本顧問，傾囊相授，無奈為了怕技術外流，反而掐死自己。更令人扼腕的是，這四家公司，內部都有極優秀的「能人」。無奈，主事者遠離「能人」，重用「乖人」，因為「乖人」是「親人」，而「親人」偏偏卻不是「能人」。所以故事就結束了。

「中國沒有企業家」ㄧ書的作者肖彥登，這麼作出總結:

「如何經營中國，第ㄧ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都以各自的局限做出了貢獻，第五代應該更有條件與可能成長為『世界公民』。」

世界公民的境界是什麼? 除了對股東負責的鐵律之外，更在於:公司治理、永續經營、社會責任、環保先驅，真正是任重而道遠。「正直中和」之人」不足以膺其重，只有「聰察堅毅」之人」方足以致其遠。華人企業而能百年長青，直如鳳毛麟角，焉足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