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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阿湯哥
縣市長選舉,向來被視為對中央執政的期中考。然而,若僅以「信任投票(vote of confidence)」理解地方選舉,往往忽略其更深層的結構變化。回顧近二十年來的選舉軌跡,台灣地方政治的消長,並非單一因素所能解釋,而是國安議題與民生議題交互作用下的結果。
從歷史來看,地方選舉的擺盪(swing)具有明顯的規律。2005年在馬英九所帶動的政治氣勢下,泛藍大勝;2009年,雖然席次仍由國民黨占優勢,但民進黨得票率的上升,輿論開始轉向;2014年在社會運動(太陽花學運)與兩岸議題(服貿等)的交織下,選情出現「一片綠油油」的翻轉;然而2018年,民進黨因內政如年金改革爭議遭遇重大挫敗;2022年再度失利,顯示地方選舉並非單一敘事(single narrative)可以主導的結果。這些變化揭示一個關鍵結構:台灣選舉始終在「國安」與「民生」兩條軸線之間擺盪。
首先,在國安軸線上,「抗中保台」確實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尤其在地緣政治(geopolitics)緊張升高的情勢下,選民對兩岸關係的敏感度明顯提升。近年來,國民黨在兩岸論述上的「模糊與內部分歧」下,使其在此議題上較難有效回應對手攻勢,也容易在選戰中陷入被動。這一點,無論從歷次全國性選舉結果或民意變化,都可觀察到其影響力。然而,國安並非唯一決定因素。
在民生軸線上,經濟表現、房價壓力、能源政策與地方治理能力,往往在縣市長選舉中扮演著更直接的角色。2018年的選舉結果即清楚地顯示,當民生議題累積不滿時,即便國安論述仍在,執政黨仍可能遭遇挫敗。等於說,大家顧佛祖,也要顧肚子。因此,若僅依賴「抗中」作為主要的動員工具,其效果可能隨著時間出現邊際遞減。
2026年的地方選舉,將是在這兩條軸線交會下進行的一場競爭。對民進黨而言,優勢在於國安議題仍具有主導空間,特別是在國際局勢與產業安全(如半導體供應鏈)備受關注的背景下,該相關論述較易取得共鳴。然而,挑戰則在於如何有效回應民生焦慮,特別是青年族群與中間選民對於生活成本與發展機會的關切。
對國民黨而言,關鍵不在於是否完全迴避兩岸議題,而是能否提出一套兼顧安全與交流的清晰論述,避免在國安議題上被簡化、貼標籤。同時,更需在地方治理與民生政策上建立可信度,才能重新吸引中間選民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地方選舉的本質仍是「治理能力的競爭」。候選人的個人特質、地方經營基礎與施政績效等,往往比宏觀論述更具有決定性。因此,任何試圖以單一議題主導整體選情的策略,都可能面臨現實修正。
總體而言,2026年選戰不應被簡化為「抗中或親中」的對決,而是一場關於國安與民生二者間如何取得平衡的競爭。誰能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同時,回應人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誰就更有可能在這場期中選舉中取得優勢。一言以蔽之,抗中仍是動員主軸;但勝負關鍵,將取決於能否同時解決民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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