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稅收超徵是財政警訊嗎？台灣財政治理的三個真正問題

文/阿湯哥

近年來，台灣社會對「稅收超徵」的討論程度正不斷升溫。有人認為政府稅收增加代表經濟繁榮，也有人質疑政府是否低估稅收、變相累積財政資源。事實上，稅收超徵本身並不代表政府「多收稅」。所謂超徵，是指政府年度稅收實際收入高於原先預算估計數。然而，如果這種情況連續多年發生，就值得檢討政府單位的財政預測制度與資金運用機制。

一、稅收超徵的本質：預測誤差而非違法課稅
台灣中央政府歲入來源中，稅課收入約占九成，其中又以所得稅與營業稅為最大宗。
近年台灣稅收增加的主要原因，其實與科技產業的獲利大幅成長有關。以全球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TSMC) 為代表的半導體產業，在疫情後數年間創下歷史性的高獲利，直接帶動國內營利事業所得稅的大幅增加。
因此，2021年至2024年間出現的稅收超徵，主要來自：科技產業獲利暴增，出口景氣暢旺，企業投資擴張所致。換言之，超徵反映的是景氣暢旺與產業結構變化，而不是政府額外提高稅率。然而，若連續多年出現高額超徵，也可能顯示政府的稅收預測模型是過於保守，造成預算編列與實際收入之間出現較大的落差。

二、稅收成長高於經濟成長，並非台灣特例
有觀點認為，台灣稅收成長率高於GDP成長率，顯示稅負加重。但從國際經驗來看，這種情況並不罕見。
在產業高度集中的經濟體中，企業獲利的波動性往往遠高於整體的經濟成長。例如：在美國，科技企業獲利暴增時，聯邦企業稅收也會出現快速成長。在日本，企業景氣復甦時，法人稅收入常高於GDP成長率。
因此，稅收成長率高於經濟成長率，本質上反映的是企業利潤波動，而不是單純的稅負上升。

三、真正的問題：超徵資金缺乏制度化運用
與其爭論「超徵是否合理」，更重要的問題其實是：
超徵資金應如何運用？
在多數成熟財政制度中，政府通常會建立「財政緩衝（buffer）機制」，將景氣繁榮時的超額收入儲存起來，以應對未來景氣衰退或人口老化等帶來的財政壓力。例如：在德國，政府建立「債務煞車」（Debt Brake）制度，限制赤字，並要求在景氣好時，須償還債務。在美國，部分州政府設有「雨天基金」（Rainy Day Fund），將景氣好時的稅收存入基金，以因應未來經濟衰退。

相較之下，台灣對於超徵資金的使用仍較為彈性，缺乏明確的制度安排。

四、人口結構才是台灣財政真正的挑戰
如果從長期財政風險來看，台灣真正的壓力並不在於短期稅收波動，而是人口結構的快速變化。
台灣已經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比例已超過20%。同時，新生兒人數的持續下降，未來勞動人口將逐漸減少。
這意味著：長照支出增加，醫療支出上升，勞動人口減少，稅基可能縮小。
如果政府未能在景氣良好時累積財政緩衝，未來財政壓力可能迅速增加。

五、台灣可以思考的三項制度改革
為了改善目前的財政治理，台灣可以考慮三項制度性改革。
第一，建立超徵資金使用原則：例如，規定超徵收入的一定比例，必須用於還債或建立基金。
第二，建立國家長期儲備基金：將景氣繁榮時的稅收存入基金，以因應未來人口老化與經濟衰退之需。
第三，提升稅收預測透明度：建立更公開的財政預測機制，並提高政府預算編列的可信度。

結語
稅收超徵本身並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財政制度是否足夠成熟，能夠有效管理景氣循環帶來的財政波動。如果政府能將短期的稅收增加轉化為長期財政穩定的基礎，超徵反而可能成為國家財政改革的重要契機。但如果缺乏制度規範，超徵資金的使用就容易陷入政治爭議，而失去原本應有的政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