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在瘋狂的時代，我們需要「(極端)疑神疑鬼」的清醒

文/楊斯棓

台大歷史系教授陳弱水今晚臉書寫了篇短文：「什麼叫「疑神疑鬼」？邱吉爾就是疑神疑鬼。1933年希特勒一掌權，邱吉爾立刻發出警告。面對侵略性的邪惡，疑神疑鬼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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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神疑鬼一詞，本週熱議，語出前立委林濁水攻擊現任立委沈伯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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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陳弱水教授，他以二戰前英國首相邱吉爾為例，指出在面對侵略性的邪惡時，「疑神疑鬼」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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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論點並非為偏執辯護，而是對歷史深刻洞察後，展現遠見卓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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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舉國泰半國民陷入集體盲目樂觀時，那個不合時宜、始終保持警覺的「懷疑者」，或許才是唯一的守夜人，他們最清楚：凜冬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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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1930年代的歐洲，那是一個被第一次世界大戰陰影籠罩的和平主義時代。人們對戰爭的恐懼，催生了以英國首相張伯倫為代表的「姑息主義」——相信透過外交讓步與談判，便能安撫希特勒的野心，換取「我們時代的和平」。在這樣的氛圍下，邱吉爾成為了最孤獨、也最刺耳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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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3年希特勒掌權開始，邱吉爾便近乎偏執地在英國下議院，一次次地發出警告。他不再是那個優雅的帝國主義者，而更像一位焦慮的吹哨者。他拿出數據，挑戰官方麻痺的報告，揭露德國正以驚人速度秘密重整軍備，特別是建立一支足以威脅英倫三島的強大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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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聲嘶力竭地呼籲：「我們不能將國家的安全，寄託在一個潛在敵人的善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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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當時的主流社會看來，邱吉爾的疾呼，正是標準的「疑神疑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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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貼上「戰爭販子」的標籤，其言論被視為破壞和平的危險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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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當英國與納粹德國簽訂《英德海軍協定》，等同於默許其撕毀《凡爾賽和約》時，邱吉爾痛斥此舉是「親手合法化了他非法的行為」，只會助長其野心。

1938年，當張伯倫從慕尼黑帶回協定，受到英雄般歡迎時，邱吉爾卻在國會殿堂上，發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說，為這場虛假的和平敲響喪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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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沉痛地宣告：「我們遭受了一場徹底且不折不扣的失敗。」他辛辣地諷刺，獨裁者並非被安撫，而是「滿意地看著一道又一道菜被端到他面前。」他做出了那個後來被歷史精準驗證的預言：「不要以為這是結束。這僅僅是清算的開始。這只是我們未來將要飲下的苦澀之杯的第一口、第一滴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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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最終證明，邱吉爾的「疑神疑鬼」，並非源於非理性的恐懼，而是植基於對納粹本質的深刻洞察、嚴謹的情報分析，以及對權力邏輯的清醒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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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整個歐洲沉浸在和平的幻想中時，正是他那看似「過度」的警覺，為英國保留了一絲生機，也為他日後領導國家走向勝利，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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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弱水教授的觀點，提醒我們一個亙古不變的道理：真理在最初，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且常以「異端」或「偏執」的面貌出現。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的絕不僅僅是和諧的共識，更需要能夠容納、甚至保護那些「疑神疑鬼」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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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威脅來臨時，能夠喚醒裝睡者的，往往不是悅耳的安眠曲，而是聲嘶力竭的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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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這個資訊真假難辨、國際局勢波譎雲詭的時代，邱吉爾的歷史教訓尤顯珍貴。我們應當反思，在追求安逸與和諧的同時，是否也喪失了對潛在風險的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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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逆耳的忠言響起時，我們是選擇將其視為杞人憂天的「疑神疑鬼」，還是願意停下腳步，認真檢視我們腳下的土地是否真的那般安穩？歷史的悲劇往往源於集體的盲目，而避免悲劇的唯一方式，或許就是珍視並聆聽那些敢於在瘋狂時代中，保持清醒的「懷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