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檢討外勞制度迫在眉睫　

.

文/周倪安（台聯黨主席）

今天我們要談的，不只是一個勞動政策，而是台灣未來經濟結構與社會公平的關鍵問題—那就是，我們的外籍勞動制度，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台灣開放外勞三十多年，當年是為了「補充人力不足」。但少子化嚴重的今天，我們必須誠實面對一個事實：外勞已經從當年的補充變成必須。

本國勞工的薪資長期停滯三十年來，月薪漲了大約一萬元，台灣年輕人不願投入特定而必要的產業；企業不得不從國外引進勞工。但是相對新加坡引進勞工，增進他們的經濟，新加坡人中位薪資是新台幣十三萬元左右，而台灣僅三萬八千元。一直往左傾的外勞政策，政府訂定了外勞也適用台灣的勞基法，起薪也跟台灣人一樣，也就是本外勞一致，看似勞工平權，實則是剝削台灣雇主和台灣人，給予短期在台灣工作的外國人更多國民待遇與薪資。

根據調查，台灣是外勞最想要工作的國家，號稱「外勞的天堂」。從數據顯示，外勞所發生的勞資爭議，是本勞的數倍以上。引進八十多萬外勞中，逃逸的將近十萬人，相對於新加坡引進一百九十多萬外勞，僅有一千人左右逃逸，這樣的數字有給予我們的官員任何啟發嗎？來到台灣的外勞比較糟糕比較難管理嗎？實際上是台灣管理外勞的制度出了大問題。

而就業安定基金，自1992年以來，累積收入超過四千億元，但現在基金剩下不到五百億，每年還可收大約三百億元。就業安定基金本來就是因應外勞的引進，為了安定本勞而收取的費用，但是從勞動部的報告看來，許多錢未花在台灣人卻花在外勞身上，包括他們在台灣生下棄養的黑戶寶寶安置費、外勞孕婦產前安置費、一站式一年花費四億元、1955外勞專線…等，非必要的開銷。

台灣的外勞制度應該效法新加坡，學習它的核心精神—有成本、有管理、有秩序，讓台灣經濟更好：

第一，我們要建立「配額制度與人頭稅」。
引進外勞人數是根據產業需求，每年盤點各行業需求，調整合理比例。人頭稅（就安費）由外勞支出。例如，家有十二歲以下、六十五歲以上及重症者，就安費降低；各行業也會依照本勞短缺的情況調整人頭稅。

第二，重整成本與財政制度。
就業安定費必須用在台灣人，專款專用、全面公開，並接受監督。取消外勞加入勞保制度和健保制度，那是台灣人長期在台灣工作，在年老時政府給予的保障；健保制度是台灣人的社會福利，外勞需要可加入商業保險模式。

第三，從「入口」開始管理。
在機場設立「外籍勞工入境管理中心」，功能是完成報到、資格審查與健康檢查。雇主需繳交保證金，確保責任。檢查未通過者立即遣返，通過者才核發工作許可才能進入工作。現在台灣的機場管理中心，功能是發予外勞電話卡、宣導單、教外勞可以打電話去哪申訴…，這根本不是管理。

第四，重新定義名稱。
正名為「外籍家庭工」，整合看護與幫傭的功能，成為家庭的幫手，回到支持家庭的本質，避免製造勞資困擾與糾紛。

三十多年來，政府增進的就是一再提升外勞跟本勞一致，結果造成：本勞持續低薪、產業停滯缺工、外勞成為社會不定時炸彈。現在的外勞制度，已經到了必須立刻改革的時刻。政府應該結合學者、雇主、仲介和勞工一起檢討，向新加坡看齊，建立一個讓政府有稅收、本勞有提升、外勞有工作、企業能定根在台灣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