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建國〉——寫於高市首相勝選之後

by Ho Hong （日本觀察）

2026年2月，日本自民黨在首相高市早苗的領導下大勝選舉。
東京政壇的風向徹底轉變。
這不只是一場國內政治的勝利，而是一個區域秩序的信號——美日戰略正式右轉，印太聯盟的核心開始收縮成形。

就在這個時間點，台灣的命運也被捲入新的歷史進程。
高市首相勝選意味著3月19日即將舉行的「高市—川普白宮會談」確定登場，而那場會談，肯定不會繞過台灣。

台灣擁有土地、人民、政府、軍隊、貨幣與外交互動，
是準國家型態，卻仍背著「中華民國」這個歷史的空殼。

這個外殼並非天命，而是ROC流亡政權戰敗的遺緒。
1945年日本投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不過是戰時政治宣言，沒有法律效力；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才是決定戰後領土歸屬的正式條約，日本在其中放棄了對台灣與澎湖群島的主權，卻未將之交付任何國家。因此，台灣的主權在國際法上「懸而未定」，而《中日和約》（台北條約）只是日本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雙邊協議，重申放棄主權，並未轉移主權。

然而，真正的錯誤其實更早發生。
早在1945年10月25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命令ROC軍隊代表盟軍在台灣接受日軍投降，由美國主導的盟軍體系，將台灣的軍政管理權暫時交給ROC流亡政權代行。
這原本只是戰後軍事佔領的行政安排，卻在政治操作中被誤認為主權移轉，讓流亡政權在台灣落地生根，把中國內戰的意識形態帶進這座島嶼。

這場錯置的歷史在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與1952年的《台北條約》中被延續、凍結，於是，台灣的主權懸置狀態被固定下來，也種下了今日「被迫建國」的命運。

從國際法的角度看，台灣是主權未定地；從政治現實看，它早已是準國家型態。
這兩種真實彼此重疊、相互矛盾，讓台灣活在「法理未生、實體已成」的奇特狀態裡。

世界並不困惑，美日更不迷惑。
美國《台灣關係法》自1979年以來一直以”Taiwan”為對象，未曾使用“ROC”，日本在其安全文件裡明確指出——「台灣的和平與穩定對日本安全至關重要。」
他們不再等待北京的允許，而是主動把台灣納入印太安全架構之中。

真正停在過去的，是島內的幻覺。
八十年的洗腦教育讓大多數的台灣人把「中華民國」等同於合法性，把那面早已失效的旗幟當作安全感的象徵。
那不是愛國，更不是愛台，而是被馴化的恐懼。
人們被教導要害怕自由、害怕名字、害怕真相。
於是他們寧願守著一個不存在的國名，也不敢承認自己早已可以成為一個國家。

但是，世界不會永遠等著。
中國內部經濟崩壞、軍紀混亂，已無力再對台灣構成真正威脅；美日為了印太秩序的重組，必然要求台灣在制度上「可操作」——能簽署協議、能共享情報、能自我防衛。
國際結構正在推著台灣走向正常化。
它不是陰謀，而是必然。

這正是「被迫建國」的意涵。
台灣並非主動挑釁世界，而是世界逼著台灣誠實。

被迫，不是悲劇，而是邀請。
當國際秩序要求台灣以自己的名字登場，那一刻不是革命，而是清醒。
建國不是叛逆，而是誠實。
自由不是禮物，而是一種責任。
而責任的第一步，就是說出自己的名字。

3月19日的白宮，當高市早苗與川普並肩站在記者會前，他們的對話不只是美日的外交，更是對整個印太秩序的宣示。
那一天，也將成為台灣歷史的試金石。

世界早已承認台灣的存在，
只剩下台灣，什麼時候願意承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