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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林一平 整理舊書時，意外翻出一套《淘氣的麗莎》（The Naughtiest Girl）。書頁早已泛黃，封面插畫中那個挑眉揚嘴的女孩卻依然神采奕奕。六十餘年過去，我仍清楚記得，艾妮德·布萊頓（Enid Blyton，1897—1968）所構築的世界，曾在童年為我打開一扇窗，讓我看見一所截然不同的學校：惠塔克（Whyteleafe）。書名中的「麗莎」，是中文譯本為主角伊麗莎白·艾倫（Elizabeth Allen;圖一）另取的譯名，本文仍沿用「麗莎」的稱呼。        圖一: 艾倫（Elizabeth Allen） 惠塔克學校的晨鐘彷彿再次在耳邊響起。這裡並非由嚴厲舍監與繁複校規主導的傳統寄宿學校，而更像一個縮小版的少年共和國：每週的全校集會是它的核心，學生圍坐一堂，共同討論校務，處理零用錢的分配，並以投票方式裁決同伴的過失與獎懲。不過這種自治並非毫無邊界，校長與教師仍在必要時介入，集會也在成人的監督下運作。正是在這種有限度的自治之中，放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兒童文學脈絡中，這樣的設計顯得格外前衛，民主與公平不再只是抽象概念，而成為孩子們日常參與、辯論與磨合的具體實踐。 麗莎是闖入這個秩序世界的擾動者。她出身富裕，習於被縱容，先前接連氣走六位家庭教師，帶著驕縱與敵意入學，只想以胡鬧換取被開除回家的結局。她很快成為集會上的熟面孔，因自私與說謊站在眾人目光的中心，被同學質問與裁決。布萊頓的高明之處在於，懲罰不是終點，而是一面映照自我的鏡子。在反覆的公共審議中，麗莎被迫看見自身行為對他人的影響，而同儕也在過程中學習思考，何謂公正，何謂寬容，何謂真正的責任。於是，我們看見她的防衛逐漸鬆動。她開始在意朋友的感受，為自己的謊言感到羞愧，並在關鍵時刻選擇挺身而出，守護她曾經輕蔑的集體榮譽。這種並非來自師長權威斥責的轉變，是源於自治社群所形成的責任網絡。當一言一行都需向同儕交代，當行使投票權同時意味著承擔公共義務，成長便成為一場公開而真實的自我修行。 多年後重新翻看這套書，我才慢慢意識到，麗莎的故事其實並非孤立存在，而是一整條清晰的軌跡。布萊頓原作的《淘氣的麗莎》系列共四冊，創作時間橫跨1940年至1952年。從初入學時一心求開除的叛逆少女，到第二冊《淘氣的麗莎再度出擊》（The Naughtiest Girl Again）中與羅伯特、凱瑟琳從敵對到和解，再到第三冊《淘氣的麗莎當選班長》（The Naughtiest Girl is a Monitor）中因表現獲選為班長，即便後來因誤會朱利安偷竊而一度卸下職務，那份曾被同儕託付的信任，本身已是她成長軌跡中不可磨滅的印記。這個角色的生命力甚至延續至九十年代末，安妮·迪格比（An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