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夢魂之地殘留父權崇拜的痕跡

陳竹奇（作家）

台灣知名作家平路的長篇小說《夢魂之地》，核心要探討的是外省兩代人的創傷、歷史的「招魂」與「台灣性」的心靈圖景。這部作品是「平路台灣三部曲」的最終章，全書藉由「通靈」與「神明降駕」作為敘事主軸，實際上是在解構台灣歷史上的政治神話，並展現對這塊土地上所有「無家可歸者」的巨大悲憫。
這部小說最主要想傳達三個核心訊息，1. 拆解「政治巨人」的神話，揭露父子創傷。2. 「三位太子」的互文性，象徵回不去的命運。3. 以通靈為「招魂」，達成歷史的療癒。
書中罕見地從蔣經國的晚年寫起，透過通靈靈媒的視角鑽進他的潛意識。平路在書中指出：「在父親蔣介石面前，他始終是讓人失望的兒子。」小說卸下了政治強人的神性光輝，將其還原為一個活在父親陰影下、飽受心理暴力與世代創傷折磨的普通人。
小說極具巧思地將歷史與信仰中的三位「太子」交織在一起，蔣太子（蔣經國）、鄭太子（鄭成功）、三太子（哪吒）。這三者都面臨強大的「父權壓迫」，如三太子哪吒削骨肉還父母，鄭成功與父親鄭芝龍的決裂，蔣經國對蔣介石的敬畏與矛盾。平路藉此隱喻一代代來到台灣、因為「回不去」而終究必須落地生根的人們，以及他們心中共同的歷史心結。

對平路而言，小說本身就是一種通靈。這部作品不是為了爭辯歷史的對錯，而是希望透過「穿透他人心意」的超凡同理心，去讀懂歷史人物與外省第一、二代靈魂深處的憂傷與創傷。透過這種文學的招魂，讓所有在這片土地上游離的夢魂，最終都能皈依、汲取這塊土地的「靈力」，達到最終的解縛與療癒。
簡而言之，《夢魂之地》是一部藉由通靈術去鑽進歷史人物內心，把政治恩怨轉化為「父子創傷」，並試圖在歷史的糾結中，為台灣尋找集體心靈和解的小說。雖然在主流評論中，平路的《夢魂之地》多被定位為透過「通靈」與「三太子」隱喻來耙梳臺灣歷史創傷、為島嶼命運「祭改」的慈悲之作；但若從精神分析與後殖民論述的角度切入，則能直視該書最核心的政治與性別神話。
「父權崇拜」與威權符號在文本中的共生，小說雖然看似在「解構」與「同情」蔣經國晚年的脆弱與自卑，如體態、自律、決斷皆不如父親蔣介石，但這種對「無法達到完美父親的絕對威權，往往是以巨大陽具作為象徵而被憎恨、崇拜及反叛，進而形成焦慮與自責，在精神分析眼裡，恰恰暴露了對那根象徵絕對權力之源的「陽具（Phallus）」的極度依戀與病理崇拜，進而產生依戀與自慰式的威權懷舊。
透過「太子爺」的互文性與弒父困境的象徵，書中將神話中「削肉還母、剔骨還父」的三太子，與歷史上的「蔣太子」相互對照。然而，神話中的哪吒以極端的自我毀滅完成了對父權的徹底切斷與反抗；歷史上的強人接班人卻終其一生陷在「想成為父親、卻永遠只是人子」的魔咒中。這種無法擺脫的眷戀，正是對威權核心欲拒還迎的權力依戀，以及近乎宿命式的循環與輪迴。
此種解讀，正好為《夢魂之地》那層溫柔、民俗的招魂面紗，提供了一個直面國族與性別政治角力的批判性視角。以精神分析與後殖民論述解構文本，作家平路在「台灣三部曲」最終章《夢魂之地》中充滿威權懷舊與父權崇拜的依戀與自慰式的精神複製。

父權秩序透過「陽具崇拜」情結產生的歷史隱喻，在精神分析中，如佛洛伊德、拉岡的理論中，「陽具」（Phallus）是父權、法律與絕對威權的終極象徵。《夢魂之地》將民間信仰的「三太子」與黨國歷史的「蔣太子（蔣經國）」並置，核心主題正是不斷繁複再現的「父子衝突」與「君父壓迫」。強人終其一生都在恐懼、順從、並繼承父親（蔣介石）所代表的權力圖騰。因此，評論者若將此書定位為「依戀權力的陽具崇拜情結」，意味著批判小說表面上在寫創傷，骨子裡仍無法擺脫對這套「父權／強人體制」的執迷。
「過度同理強人」引發的詮釋學陷阱與史觀衝突，獨裁者值得同情嗎？這個倫理學命題始終在文本分析中揮之不去。不同史觀的文學批評將對《夢魂之地》的詮釋觀點產生根本性的分歧。平路的「通靈除魅」是否只是威權懷舊，平路試圖透過靈媒的溫柔凝視，將獨裁者還原為「得不到父親讚許的孩子」，希望藉由理解強人的脆弱與島民的創傷來達到歷史的和解與「祭改」。我們嘗試 從後殖民的「人民史觀」重新審視，「統治者（殖民者） vs. 人民抗爭」兩元對立視角難以被此種威權懷舊情緒所消解，不但如此，轉型正義無從實現甚至落入倫理學上的自相矛盾，獨裁者重新取得道德制高點，歷史的主體應該是受壓迫的人民，而非掌握暴力機器的獨裁者。對威權強人晚年心理進行過多的溫柔解構，在後殖民對權力的批判眼光下，難免令人質疑是將歷史「審美化」，甚至是一種對威權核心（陽具象徵）的隱性依戀與依歸。

解構威權而非複製父權崇拜的結構才是真正的解構。平路的書寫風格在於解構了強人的「偉人形象」，將其降格為充滿罪咎與矛盾的畸零人。可是將獨裁者去神聖化後，並未解除世界魔咒，而是賦予另外一種世俗化的價值，重新賦予父權式依戀。當文學不斷將鎂光燈聚焦於「君父與人子」的愛恨糾纏時，其實是將台灣的國族命運再次矮化為父權家長的世襲同理與精神複製，依然圍繞著象徵權力的「陽具」糾纏，未能超越父權框架，建構屬於母土與人民的主體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