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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氣的麗莎

  文/ 林一平 整理舊書時,意外翻出一套《淘氣的麗莎》(The Naughtiest Girl)。書頁早已泛黃,封面插畫中那個挑眉揚嘴的女孩卻依然神采奕奕。六十餘年過去,我仍清楚記得,艾妮德·布萊頓(Enid Blyton,1897—1968)所構築的世界,曾在童年為我打開一扇窗,讓我看見一所截然不同的學校:惠塔克(Whyteleafe)。書名中的「麗莎」,是中文譯本為主角伊麗莎白·艾倫(Elizabeth Allen;圖一)另取的譯名,本文仍沿用「麗莎」的稱呼。        圖一: 艾倫(Elizabeth Allen) 惠塔克學校的晨鐘彷彿再次在耳邊響起。這裡並非由嚴厲舍監與繁複校規主導的傳統寄宿學校,而更像一個縮小版的少年共和國:每週的全校集會是它的核心,學生圍坐一堂,共同討論校務,處理零用錢的分配,並以投票方式裁決同伴的過失與獎懲。不過這種自治並非毫無邊界,校長與教師仍在必要時介入,集會也在成人的監督下運作。正是在這種有限度的自治之中,放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兒童文學脈絡中,這樣的設計顯得格外前衛,民主與公平不再只是抽象概念,而成為孩子們日常參與、辯論與磨合的具體實踐。 麗莎是闖入這個秩序世界的擾動者。她出身富裕,習於被縱容,先前接連氣走六位家庭教師,帶著驕縱與敵意入學,只想以胡鬧換取被開除回家的結局。她很快成為集會上的熟面孔,因自私與說謊站在眾人目光的中心,被同學質問與裁決。布萊頓的高明之處在於,懲罰不是終點,而是一面映照自我的鏡子。在反覆的公共審議中,麗莎被迫看見自身行為對他人的影響,而同儕也在過程中學習思考,何謂公正,何謂寬容,何謂真正的責任。於是,我們看見她的防衛逐漸鬆動。她開始在意朋友的感受,為自己的謊言感到羞愧,並在關鍵時刻選擇挺身而出,守護她曾經輕蔑的集體榮譽。這種並非來自師長權威斥責的轉變,是源於自治社群所形成的責任網絡。當一言一行都需向同儕交代,當行使投票權同時意味著承擔公共義務,成長便成為一場公開而真實的自我修行。 多年後重新翻看這套書,我才慢慢意識到,麗莎的故事其實並非孤立存在,而是一整條清晰的軌跡。布萊頓原作的《淘氣的麗莎》系列共四冊,創作時間橫跨1940年至1952年。從初入學時一心求開除的叛逆少女,到第二冊《淘氣的麗莎再度出擊》(The Naughtiest Girl Again)中與羅伯特、凱瑟琳從敵對到和解,再到第三冊《淘氣的麗莎當選班長》(The Naughtiest Girl is a Monitor)中因表現獲選為班長,即便後來因誤會朱利安偷竊而一度卸下職務,那份曾被同儕託付的信任,本身已是她成長軌跡中不可磨滅的印記。這個角色的生命力甚至延續至九十年代末,安妮·迪格比(A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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