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3月25日，不只是歷史上的一個日期，而是一段至今仍在影響台灣社會的記憶。1947年，在二二八事件的混亂與壓迫之中，嘉義車站前發生了未經審判即處決地方仕紳的事件，潘木枝、盧鈵欽、陳澄波等人，在制度失靈的情況下失去生命。這樣的歷史，不應只停留在紀念或課本中的一行文字，而應成為我們理解「國家權力與人民權利關係」的起點。它所揭示的核心問題在於，當國家無法制衡權力、當社會缺乏對人權的基本理解，再進步的體制也可能在短時間內崩解。因此，3月25日的意義，不在於延續悲傷，而在於提醒我們：人權如果沒有教育與制度作為支撐，就無法真正被守住。 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將3月25日作為「人權教育法立法宣示日」，其正當性來自於它具備清楚而具體的歷史對應。相較於2月28日作為整體性的國家紀念日，3月25日更能指向具體的人權侵害情境，讓社會理解制度失靈的實際樣貌，也更適合作為教育上的切入點。這樣的安排並不是取代既有紀念，而是形成一種層次分明的公共記憶結構：2月28日承載歷史的集體情感，3月25日則進一步轉向制度反思與教育行動。透過這樣的區分，可以讓歷史不只被記住，也能被轉化為持續運作的公共價值，使「不再發生」不只是口號，而是具體可推動的方向。 然而，當前人權教育在校園中的實際狀況，仍存在明顯落差。多數情況下，人權教育被視為課程中的補充內容，缺乏整體規劃與穩定資源支持，不同學校與教師之間的推動程度差異甚大。有些學生能透過課程深入理解歷史與制度之間的關係，有些則僅停留在零碎知識的接觸。這樣的不均衡，反映出制度層面的不足。也因此，推動《人權教育法》的立法，核心目的並不只是增加課程，而是建立一套長期、穩定且可持續的教育架構，包括明確的課程定位、跨領域整合、師資培育與資源支持，使人權教育從理念轉化為日常教學的一部分。唯有透過制度化，人權教育才能真正培養學生的判斷能力，讓他們理解在制度失衡時應如何思考與選擇，而不是在面對現實時失去方向。 從這個角度來看，選擇在3月25日提出人權教育法的立法倡議，其實是一種明確的價值宣示：讓歷史走出紀念，進入制度，並在教育中持續發生。這樣的立法動機，不只是回應過去的傷痛，更是為未來建立一個更穩固的民主基礎。當人權教育能夠在校園中長期累積，學生不只會理解自由與法治的意義，也會在面對差異與衝突時，具備基本的同理與判斷能力。進一步而言，這樣的教育將逐漸內化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影響公共討論的品質與制度運作的穩定性。人權不會自然存在，它需要透過教育被理解，透過立法被保障。當3月25日從歷史傷口轉化為教育與立法的起點，所代表的，正是台灣社會願意用制度回應歷史、用教育面對未來的集體選擇，也讓民主與自由的發展，能夠走得更穩、更長遠。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在現在這個資訊跑得比人還快的社會，謠言其實不一定是「完全亂編」才可怕，真正讓人防不勝防的，往往是那種看起來有一點根據、卻被刻意扭曲的說法。一句話被拿走前後文，一個動作被過度解讀，一段原本沒有惡意的發言，被包裝成別的意思，最後就變成一個「好像很合理」的指控。這樣的情況，不只發生在政治新聞裡，在學校、職場，甚至人際關係中，其實都很常見。 在教育現場，我們最擔心的從來不是學生會不會看到爭議，而是學生習不習慣在還沒弄清楚之前，就先相信、先轉傳、先下結論。因為一旦這種習慣養成，不管是在公共議題、工作場合，還是與人相處時，都很容易出現誤會，甚至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 很多所謂的「亂造謠言」，並不是憑空捏造，而是從一個真實的情境出發，再加上一點情緒、一點立場、一點刻意的解讀，就慢慢長出新的版本。原本只是分享經驗，卻被說成否定別人；原本只是提醒某個方向，卻被說成攻擊某個角色。這種「橫生枝節」的做法，在資訊環境裡特別容易發生，因為大家看到的，往往只是被剪裁過的片段。 從教育的角度來看，這正是媒體素養和思辨教育為什麼重要的原因。媒體素養不是叫你什麼都不信，而是教你分辨：這是一段完整的事實，還是被加工過的說法。思辨也不是教你去吵架，而是教你停下來想一想：「這個結論，是不是中間少了什麼？」 在 108 課綱裡，不管是公民與社會、國文的閱讀理解，還是探究與實作，其實都在練同一件事：看清楚事情是怎麼被說出來的。當你只看到一句話，卻沒看到前後脈絡；只看到別人的整理，卻沒看原始內容，那你接收到的，其實已經不是完整的資訊，而是別人幫你選好的版本。 如果我們不練習查證、不練習補齊脈絡，就很容易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成為謠言的一部分。有時候不是因為惡意，而是因為懶得多看一眼、急著表態、急著站隊。但對一個成熟的公民來說，這樣的習慣是需要被提醒、被修正的。 這也是為什麼，從教育的立場來看，「言行舉止」不只是禮貌問題，而是一種責任。你怎麼說話、怎麼轉述、怎麼評論，其實都會影響別人怎麼理解事情。在職場上，斷章取義可能會讓同事被誤會；在校園裡，傳錯話可能會傷害同學；在公共空間裡，亂傳訊息甚至會影響整個社會的信任。 教育真正想教的，不是學生一定要講得多漂亮，而是在說話之前，願不願意先確認自己說的是不是事實，是不是完整，是不是公平。這也是為什麼老師會一再提醒：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只聽轉述，不要急著把情緒當成結論。 在數位時代，每一個人都同時是接收者，也是傳播者。你的一次轉貼、一句評論，看起來很小，但累積起來，會慢慢形塑一個環境。如果這個環境充滿斷章取義、捕風捉影，那最後受傷的，不只是被指控的人，而是整個社會對彼此的信任。 從教育的角度來說，媒體素養與思辨教育，其實是在提醒我們一件很基本、卻很重要的事：把話聽清楚，把事看完整，再決定要不要說出口。這不只是學校教的能力，也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則。當你願意這樣要求自己，你不只是比較不容易被謠言帶走，也是在為自己的言行負責，為社會留下更健康的討論空間。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近年來，台灣的教育現場真的很吃緊，這一點不管是政府、學界，還是第一線老師，其實都很清楚。行政事情越來越多、親師溝通的壓力越來越大，加上社會對學校的期待不斷堆疊，很多老師都卡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撐得很辛苦。這些故事都是真的，也讓人心疼，提醒我們不能忽視老師的身心健康和專業支持。但正因為這些處境如此真實，更不該被簡化、剪裁，甚至被拿來服務特定的政治立場。當教師的困境被刻意帶成「否定所有教育政策」、或被說成制度改革本身就是錯的時候，真正被傷到的，往往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每天在校園裡工作的老師和孩子。我們應該理解老師的處境，而不是把他們的辛苦變成政治操作的材料。 最近有些民間教育團體在談校事會議時，表面上說是「為了保護教師」，但實際論述卻常常把制度問題和個別事件混在一起，甚至用極端案例製造恐慌。這樣的說法，很容易讓社會誤以為校事會議就是用來壓老師的工具，卻忽略了它原本的目的，是處理校園霸凌、不適任行為和重大爭議，保障學生的權益與校園安全。把制度中需要調整的地方，直接說成「整個制度失敗」，不但對改革沒有幫助，還會傷害教師專業在社會中的信任。更嚴重的是，這種論述模糊了學生、家長和教師之間本來就需要被細緻對待的責任界線，讓教育討論變成對立和對罵。刻意放大個案、錯把制度責任全推過去，說穿了，對教育本身並不公平。 校事會議在實際運作上確實有不少問題，像是案件量過大、流程冗長、標準不夠一致，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狀況，也正是教育部這幾年持續蒐集意見、準備修法調整的原因。包括取消匿名檢舉、要求檢舉者負起相對責任、把案件清楚分流，目的都是避免制度被濫用，而不是否定教師的專業。如果把「制度需要改善」說成「制度本質錯誤」，甚至主張直接廢掉，只會讓真正需要被保護的學生，失去最後一道制度防線。在沒有更完整替代方案之前，貿然廢除校事會議，不但無法減輕教師壓力，反而可能讓衝突回到私下處理，造成更多不安與不信任。身為教育 NGO，我們認為，校事會議該被好好修正，而不是被污名化、甚至直接丟掉。 教育改革從來就不是選邊站，而是在不同權益之間找平衡。政府的責任，是在守住學生受教權的前提下，替老師建立清楚、合理、可以預期的制度環境；教師的專業，也應該被制度支持，而不是被政治動員拿來消費。真正的改革，必須同時顧到學生、教師和家長三方的關係。面對少子化和教師荒的雙重挑戰，國家需要的是冷靜、專業、持續修正的政策路線，而不是用情緒否定所有改變。我們期待教育部繼續用實證說話，認真聽第一線的聲音，改善校事會議和行政支援體系；也呼籲各教育團體，停止用污名化的方式誤導社會。只有在彼此信任的基礎上，教師、家長和學生才能真正成為夥伴，讓教育回到培育人的本質，而不是陷入政治攻防。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2025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總會讓人重新想起台灣曾經走過的那些暗不見光的時代。有人在審訊室裡承受難以言說的壓力，有人在街頭喊出自由的聲音，有人在牢獄中仍不放棄希望。正因為這些前輩用生命堵住威權的黑潮，台灣才有今天這樣自在而珍貴的呼吸空間。我們如今能夠討論政策、能夠批判政府、能夠用教育改變社會，不是理所當然，而是無數苦難換來的結果。這些歷史不只是傷痕，也是一面提醒我們「不能再讓黑暗重來」的鏡子。記憶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讓下一代知道，民主的道路曾經多麼崎嶇，人權的基石是怎麼被一步步奠定。 當前世界並不比過去安全。威權主義正以資訊戰、假訊息、經濟脅迫等新形式擴張，而台灣因其民主的象徵性，更常處在第一線。也因此，政府提出持續推動轉型正義、儲存記憶、恢復受難者尊嚴，都是在為民主添加更深的根。但只有制度還不夠，教育如果沒有跟上，這些努力就會缺少土壤。台灣教師聯盟多年來推動人權教育立法，就是希望孩子能在學校裡真正理解：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人權也不是等到社會動盪時才想起來的道德標語，而是每一天在生活、校園、公共討論中都要練習的判斷力。當教材敢談歷史、課堂願講真相、學校能處理威權遺緒的象徵，我們才算真的在保護民主。 過去我們常以為人權教育就是講故事、記住日期、理解誰受過迫害。但真正的人權教育，是讓學生懂得分辨威權語言、理解多元聲音、面對衝突能站在受害者視角思考；更重要的是，他們要能看懂「自由如何一點一點被侵蝕」。在威權會改用認知作戰、媒體滲透、干擾學術與社群的年代，教育如果還停留在傳統模式，就難以讓學生具備足夠的抵抗力。這正是台灣教師聯盟近年積極倡議的理由：人權教育必須制度化，不是靠單一校園或少數教師的熱情支撐，而是政府要把它放進課程、教師專業發展、學習評量與相關法規中，讓民主素養變成每個孩子都必備的生活能力。 當政府宣示台灣要與理念相近的國家合作、要站在民主防線最前端，那麼教育就必須同步跟上。若下一代對人權沒有敏感度，社會在面對威權壓力時就會變得遲疑；但若孩子從小理解自由的可貴、尊重的界線、歷史的教訓，我們的民主才有真正延續的力量。世界人權日不只是紀念，更是一次提醒：教育不是民主的附屬品，而是民主能否持續的根。台灣教師聯盟將會持續推動人權教育立法、深化轉型正義教育的制度化，也期待政府能讓相關政策真正到位，使校園成為孕育自由、公義與尊嚴的地方。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確保人權不只是課本上的文字，而是每一位孩子帶著走向未來的能力，讓台灣的民主不只被看見，更能被一代代人親手守護。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近年來我們在教育現場第一線看到學生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變。孩子的語言表達變得更快，但情緒表達反而更薄弱；資訊吸收能力更強，但自我調整能力卻普遍不足；在團體中外表活躍，內在卻常有孤單感。我們一直以來都提醒：學校不能只被視為知識訓練場，孩子在校園裡的情緒、壓力、人際挫折，同樣是教育應面對的重要議題。 因此，當國教署提出將「社會情緒學習 SEL」融入課程時，這並不是額外加法，而是回到教育的根本:讓孩子學會理解自己、理解他人，並在團體中找到方向。對於教師而言，SEL 不只是新方法，而是一種教育態度的轉向，也是一種願意重新看待「學會生活」與「學會學習」彼此交織的勇氣。 在現場的老師都深知，改變課程並不是把幾張情緒圖卡拿進教室，而是讓原本看似抽象的 SEL 目標，在具體的教學活動中讓學生真實練習。例如，在語文課裡，老師能重新運用內文，不再只是分析修辭，而是透過人物情緒、事件脈絡，引導學生思考：這個角色為什麼會這麼做？如果是我，會如何決定？這樣的討論不只是內文解讀，更是情緒覺察與同理能力的練習。 在外語課中，老師轉向以合作小組閱讀、同儕對話的方式，借用語用學中的「低威脅情境」（Low-risk environment）概念，讓學生在安全感中開口。學生在練習語言的同時，其實也在練習傾聽、等待、接住他人的意見，這就是 SEL 中「關係技巧」的實踐。 而生命教育課程中，許多學校導入正念練習、幸福感理論（如 Seligman 的 PERMA）、薩提爾冰山模型，幫助學生在活動中觀察自己的情緒根源。這些做法並非要把心理治療帶進教室，而是讓學生在導引中學會覺察：我現在的情緒從哪裡來？我能怎麼讓自己穩定？這也讓老師在課堂上多了「陪伴者」的角色，而不再只是講解者。 SEL 讓教學不再單向、也不再完全知識化，而是從教材轉向「學生的內在與行為」，這是第一線教師最直接的感受。 當課堂氛圍改變，孩子的學習面貌也會跟著調整。許多老師注意到，學生開始能更具體地表達自己的情緒，例如：原本只會說「還好」、「沒差」，現在能清楚指出是緊張、疲憊、焦慮還是期待。這就是 SEL 中「情緒識別」的能力。 在合作討論中，學生也更能放下防衛、願意投入角色分工，這與教育心理學中的「自我效能提升」高度相關:當學生感覺被看見，被允許用自己的節奏參與，他的參與度與完成任務的意願自然提高。 學生也在內文討論或活動體驗中學會「換位思考」。例如在分析人物選擇時，孩子會說：「如果我也被誤會，我可能也會生氣。」這樣的語句象徵他們正在練習站在他人角度理解情緒，這是建立同理心最重要的起點。 而在生活上，有些學生回饋：正念呼吸讓他們在考前減少焦躁；幸福計畫讓他們願意寫感謝信；情緒溫度計讓他們敢說「我今天不太好」。這些微小的行為改變，不會立刻轉成成績，但會成為孩子未來在壓力、人際或生活選擇中能用得上的能力。 對教師而言，這些變化讓我們看到：孩子不是不願意學，而是需要一個被理解的空間，讓他們有能力先整理自己，再談學習。 我們認為 SEL 的推動並不是增加行政負擔，也不是把學校變成心理諮商中心，而是回到教育本質：幫助每一個孩子在團體中找到可依靠的社交能力與可調整的內在力量。 從國教署到地方與各校的實踐上，我們看到三個重要的方向正在成形： 第一，課堂更像生活:SEL 讓語文課講人、外語課講關係、生命教育講自己。課程不再切割，而是流動連結。 第二，教師的角色變得更完整:老師不再只是教知識，而是能陪孩子面對情緒與選擇的人。這不增加負擔，反而讓課堂更順暢、班級經營更容易。 第三，學生的能力變得更貼近未來社會需求:面對 AI、面對社會變動，孩子最需要的關鍵能力是韌性、合作、情緒調節、同理與自我覺察。SEL 正是培養這些能力最具體的方法。 SEL 不是要孩子變得完美，而是讓孩子能理解自己的情緒、理解他人，也理解自己在群體中的位置。當學校能把這些能力慢慢種進課堂，我們所期待的，不只是更安靜的教室，而是更堅定、更溫柔的下一代。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台灣在教育上的想像，已經不再只停留在教室黑板前，而是開始思考「下一代如何和世界對話」。語言學習不再只是考捲上的分數，而是日常生活的工具，是走向國際時能夠使用的橋梁。政府這幾年持續推動雙語政策，不只是喊口號，而是一步步把基礎建好：讓每個孩子，不分城市或偏鄉，都能有一個公平的管道接觸國際語言。這樣的方向背後，其實延伸自過去國家語言政策的精神，就是讓台灣的語言環境更開放、多元，也讓英文學習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壓力來源。 教育部目前與國內頂尖師資培育大學合作，共同打造兩套重要的英文數位系統。有點像是在台灣的教育旅途中，搭起了兩座互相連結的站點：一座是給學生自由走動、探索的「學習站:酷英平台，另一座則是「導航塔:英檢系統」，能告訴學生自己目前在哪裡、接下來怎麼走。前者提供大量的情境練習、互動工具，讓孩子能透過聽故事、模擬對話、練習口音，把英文學得更貼近生活；後者則像一面鏡子，讓學生在完成練習後能知道自己哪裡掌握得好、哪裡還需要加強，並且提供下一步的學習建議。 這樣的設計其實非常符合現代教育的需求。以前的語言學習往往只有課本、老師講解與反覆的文法練習，很多孩子學了十年仍不敢開口。但現在的系統把科技力量拉進教室，把 AI 的即時回饋、情境模擬與個人化分析都變成日常學習的一部分。換句話說，不只要教孩子英文，更要讓孩子在安全且不尷尬的環境中「反覆練習」，練到真的能開口、敢開口。 特別是這兩套系統不是為某一群學生設計，而是覆蓋從國小到大專的完整路徑。有的孩子可能剛開始在學簡單句型，有的學生正準備申請海外學程，有的則想提升專業英文能力；這些需求看似分散，但透過這些平台，卻能統合在同一套邏輯中循序推進。更重要的是，系統不是隻停在基礎層面，而是會陪著孩子一路走向更高階的英文應用：從日常對話到專業英文，甚至各種國際檢定準備。 其中有一個特別的進步，就是「口說」終於不再只能依賴老師或真人考官了。新系統加入的開放式題型，就像讓學生在真正的語言場景中練習；從描述圖片、回答問題、根據情境回應，而 AI 能即時分析發音、句法、內容深度，甚至推薦下一步練習，讓學生知道自己不只是拿到一個分數，而是獲得通往下一站的方向。 這樣的學習方式，其實正回應了台灣多年來的語言教育痛點：英文讀得多、寫得多，但說的能力不足、用的機會也少。透過科技的協助，學校不再單打獨鬥，而是有一個能讓所有學生共同使用、共同練習的平台。 從更大的視角來看，這是一個正在形塑中的國家願景；讓語言成為台灣走向世界、與世界相互理解的重要工具。雙語教育並不是要強迫每個人都成為語言天才，而是希望讓孩子們在未來求學、求職或國際交流時，多一份自信、多一種選擇。當英文不再只是考試，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台灣的下一代才能真正把視野放大，不再只靠翻譯理解世界，而是能直接與世界對話。 教育部與臺師大的這項合作，其實就像替台灣鋪上一條新的知識高速公路：把 AI、科技、語言學習與教育現場串在一起，讓偏鄉與城市的差距縮小，讓沒有補習資源的孩子也能擁有一樣好的工具。這些努力不會立刻看到爆炸性的成果，但會悄悄影響每一位正在學習的孩子:讓他們在未來的某一天，用流利的一句英文自我介紹時，知道自己並不是靠運氣，而是靠著國家與教育體系的長期投入。 台灣一直希望成為一個與世界連結的國家，而語言是最直接的鑰匙。這兩套系統的推出與擴充，不只是教育工具的升級，而是國家邁向更開放、更多元、更國際化的重要一步。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身為教育者，看到國民黨官方的文宣在網路上公開貼出這樣的內容，內心感到非常遺憾。那種感覺，就像學生明明犯了錯，老師提醒他應該面對問題、改進行為，但學生卻不但不認錯，還反過來指責別人。這樣的態度，最讓教育工作者擔心的不是錯誤本身，而是錯誤之後的逃避與扭曲。公民教育最重視的，就是「誠信面對事實」與「勇於承擔責任」。政治人物若做不到這一點，等同在教公民一堂錯誤的課。 文宣中所列出的幾項條文，乍看之下像是引用法規證明自己有理，然而從法制教育的角度來看，這些條文正反映出地方政府責任的缺位。例如，《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第十三條早已明定涉及檢疫品需比照一般進出口辦理，意即任何包含動植物產品的包裹都需嚴格檢查。若地方在疫情防治或檢疫環節鬆散，責任不該再推給中央。又如2021年農委會公告「原則禁止、例外開放」廚餘回收政策，地方政府確實具有例外開放權限，這是一種地方治理責任分擔，而不是可任意規避的灰色地帶。 當政治人物故意混淆這些條文，只為轉移焦點或護航首長，等於在破壞公民社會的法律信任基礎。法律條文不是裝飾品，而是對公民與政府雙方權責的共同約定。 若從生物教育角度出發，這次非洲豬瘟事件的核心問題，並非「誰罰誰」、「誰說錯話」，而是防疫制度的執行有無落實。病毒並不會等待政治攻防結束才行動。非洲豬瘟病毒可在環境中存活數週到數月，若廚餘蒸煮不到九十度、沒有持續六十分鐘，就無法完全滅活。任何一個環節的懈怠，都可能造成全臺農產業的連鎖損失。 從以上實際案例告訴我們，防疫靠的是制度紀律與專業判斷，不是情緒化的政治語言。當政治人物以半懂不懂的法條去包裝錯誤資訊，只會讓人民誤以為防疫是權力的爭奪，而不是公共健康的守護。這對學生而言，是最糟糕的示範:讓他們以為真相可以被修辭掩飾，規範可以被政治化。 公民教育不只是教人投票，更是教人分辨資訊、面對錯誤。當政治人物或政黨面對批評時，最成熟的態度應該是「檢討」而非「反咬」。承認錯誤，並不會讓政治地位下降，反而能讓公眾重新信任政府。相反地，若執意以文宣掩蓋錯誤，就像學生抄襲被抓還硬說自己只是「參考」，這樣的價值觀若被社會普遍接受，民主教育的基礎將被侵蝕。 民主的可貴，在於容許錯誤、修正錯誤，而不是不容許被指出錯誤。教育現場常提醒學生：「勇於面對問題，才是成熟的開始。」希望政治人物也能學習這堂最基本的公民課。 國民黨這篇文宣，看似理性論述，實則是以斷章取義的方式掩飾責任。它提醒我們，教育不只存在於學校課本，也存在於政治現場。每一次公眾發言、每一次政策辯論，都是在教人民如何理解「責任」與「真相」。若政治人物習慣扭曲法律、淡化防疫專業，等同在告訴下一代：「欺騙比誠實有效」。這才是真正的國家危機。 因此作為教育者，我們有責任再次強調:面對錯誤、尊重事實、誠實承擔，才是民主社會最根本的公民素養。這不只是對學生的期許，更是對所有執政者的考驗。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每到新學期，家長們最期待的不是孩子換了新課本，也不是書包裡裝了什麼，而是那張「學雜費繳費單」到底會不會嚇人。過去很多家庭，特別是讓孩子讀私立高中職的家長，看到上面動輒四、五萬元的數位，心裡往往是一沉。對中產或基層家庭來說，這筆開銷可不是小數目，一年兩個學期加起來，幾乎等於一個家庭一整年的生活壓力。 不過這幾年情況真的有了很大改變。政府在教育上投入了更多資源，透過學費、雜費補助，讓家長不用再為金錢煩惱。很多人可能還不清楚，政策早就悄悄改變了大家的生活。例如一位媽媽就在網路上分享，她孩子就讀的私立高中，本來一學期學雜費要將近五萬元，結果政府補助後，最後實際繳交的金額只有一萬一千多元。她算了一算，三年下來能省掉二十四萬元，心裡充滿感謝，忍不住直呼：「這不是德政什麼才是？」 這樣的感受，其實不只是一位媽媽的經驗。當越來越多家長拿到繳費單後，發現金額比想像中低時，那種驚訝和鬆一口氣的心情，都是貨真價實的生活寫照。以前可能有人會說「一人發一萬元補助比較直接」，但若換個角度想，若能在教育上長期節省二十幾萬，這筆幫助更實在，也更符合投資未來的意義。教育補助不只是減輕短期的生活壓力，更是長遠的支援，讓孩子的學習之路少一點阻礙。 事實上政府推動的教育補助措施相當多面向。除了「公私立高中職全面免學費」政策，從112學年度第2學期起，所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的高中職學生都免繳學費外，針對私立大專校院，還有「每學年學雜費減免三萬五千元」的措施。這些政策背後的精神，就是希望不管學生來自什麼樣的家庭，都能在就學的過程中得到平等的支援。教育不應該因為經濟差距而有所分裂，這些補助正好彌補了社會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塊。 也有人會問，這些錢從哪裡來？答案很簡單，就是來自全民繳納的稅收。政府把這些稅金重新分配，把資源投放到教育領域，目的就是減輕家長的負擔，讓學生能安心學習。這是一種迴圈:父母在工作中繳稅，政府把稅收用於教育，孩子受惠後成長茁壯，將來進入社會又會成為新的納稅人，持續為下一代創造更好的環境。這樣的良性迴圈，正是社會進步的關鍵。 不可否認，社會上對於政府常常有不同聲音，有人批評、有時甚至會放大問題。但從教育補助的實例來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政策真正落實在民生上的效果。很多家長過去為了繳學費可能得咬牙借錢、打工加班，如今卻能因為補助減輕壓力，把更多心思放在陪伴孩子、規劃生活。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改變。正因如此，我們更應該公平地看待這些政策成果，而不是隻被負面聲音牽著走。 教育是國家發展的根本，也是每一個家庭最重視的議題。政府願意承擔責任，把稅收投放在教育上，就是把「投資未來」這句話具體實現出來。讓孩子無論讀公立還是私立，都能獲得應有的支援；讓父母不必再因為學費高昂而心生退卻。這樣的政策方向值得肯定，也值得大家支援。因為教育補助不是單純的金錢優惠，而是實實在在的社會承諾。 從高中職到大專院校，從公立到私立，政府推動的補助措施讓成千上萬的家庭獲得了幫助。這些看似冰冷的政策數位，背後其實是一個個孩子能安心上課、一個個家長能放下憂慮的真實故事。教育需要長期耕耘，政府願意用稅收投資教育，這正是守護下一代、守護台灣最重要的方式。希望社會大眾能給予更多理解與支援，因為唯有大家一起肯定並推動這樣的德政，我們的孩子才會有更光明的未來，我們的社會才會越走越穩。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我們從歷史的課堂，嘗試由廢墟中看見和平的重量。八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太平洋戰場落下帷幕。當時的世界，剛從戰火中掙脫，滿眼盡是殘破的城市與傷痛的家庭。戰爭沒有真正的贏家，只有無數失去親人的眼淚與無法挽回的遺憾。對教育而言，這不只是一段寫在課本裡的歷史，更是一堂不能被遺忘的生命課。它告訴我們，當侵略的野心得不到制衡，和平便會如同沙粒般從指縫流逝。我們應該讓學生明白，和平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背景，而是需要代代努力守護的成果。 人民應結合團結的力量，加強民主價值的真正防線。二戰的歷史證明，團結合作是擊敗獨裁與軍國主義的關鍵。這並不意味著人人想法一致，而是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人，能在危急時刻放下分歧，彼此扶持。總統在談話中提到的「三叉山事件」，正是值得放進課堂的案例:戰爭剛結束，日本憲兵、台灣原住民、閩南與客家族群一起攀山救援墜機的陌生人，沒有誰去計算敵友，只因生命本身就該被珍視。這樣的故事，比任何說教都更能讓年輕人理解，團結不僅能阻止戰爭，也能在傷痕之後重建希望。 回顧二戰，我們知道戰火的根源來自少數人的霸權野心與對國際秩序的挑戰。從歷史的回聲，對照今天的台灣，正面臨中國在軍事、外交上的步步進逼，這與八十年前世界面對的威權擴張，有著令人警醒的相似之處。老師在課堂上，除了讓學生熟悉戰爭的歷程，更要引導他們思考；如果對侵略缺乏警覺、寄望於妥協，會不會讓歷史的悲劇重演？這種比較，能讓學生理解，歷史不只是過去的故事，而是一面照見現實的鏡子。 在公民課上，如何利用課堂的對話，將歷史變成行動的答案。我常問學生：「如果你的鄰居變得越來越強大，還說遲早會把你家併過去，你會怎麼做？」有人說報警，有人說找朋友幫忙，有人提到要先把家門加固。這時，我會說，賴清德總統的『團結必勝、侵略必敗』，其實和這個問題一樣:守護家園，需要團結，也需要準備好能力去保護彼此。 歷史的書頁不是擺在櫃子裡的裝飾，而是用來照見我們該做什麼的指南。今天的台灣，就像八十年前的自由世界，正站在和平與戰爭的岔路口。和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靠知識、勇氣與團結換來的成果。當威權的陰影再度逼近，這不只是總統的提醒，更是每位公民必須交出的作業，而答案是要寫在行動中。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我們都知道，在學校裡，如果有人偷看別人的答案、抄襲名冊、甚至改動分數，這樣的行為會被記過、懲處，因為那違背了學習的基本規則。而現在在我們生活的民主社會裡，也出現了類似「作弊」的情況:你可能聽說，最近有監票志工被抄家、有罷免連署書被亂抄名字，有人謊報職業、甚至冒簽他人姓名，這些荒唐的手段，就像學生在考試中作弊，不僅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更嚴重的是，這樣的「作弊」，正在破壞我們整個民主制度的誠信與公平。 7月26日的罷免投票，是一次讓人民出面糾正不誠實行為的機會。如果我們對這些作弊不聞不問，就等於默許這些人繼續在國會、在我們的國家制度中橫行。這次罷免案，不是政黨的戰爭，而是一場誠信與操守的教育考驗，是我們社會共同面對的一次公民素養測驗。 很多人問：「罷免不是應該四年後再投票決定嗎？」這樣的說法，看似有理，實則忽略了眼前的緊急狀況。我們不會因為保姆照顧孩子不當，就再讓他照顧四年才來處理；我們也不會因為醫生醫錯人，就說等他輪班下來再算帳。國會議員的權力太大，如果在職期間有嚴重偏差、不顧程序、甚至與極權勢力勾連，人民當然有責任在中途喊停。 這場罷免行動，是因為有太多的委屈與不公。許多志工站在街頭收連署，卻被惡意檢舉、監控；學生在校園裡支持罷免，卻被點名貼標籤；甚至有返鄉投票的年輕人，在回家途中被罵「是綠共走狗」。這不是我們想像中理性的民主，而是一場需要全民挺身而出的公民正義。 這樣的行動，是因為我們「心有所愛」。如同沈伯洋委員所說，我們不是出於仇恨才罷免，而是不想讓台灣被出賣、不想讓極權得逞。我們這一票，是為了下一代守住一條乾淨的道路。 反共護台志工聯盟舉辦了「迎向成功凱道晚會」，在風雨交加中，十萬人站在街頭:沒有人喊價、沒有便當、沒有遊覽車，只有一份共同的決心：我們要守住台灣。從作家楊雙子的妻子被襲，卻依然勇敢站上街頭，到謝銘祐、滅火器樂團唱出「島嶼天光」，這些人都是無名英雄，他們不是政治人物，而是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 曹興誠董事長在724的演講說得很動人：「今天我們站在這裡，是因為我們愛台灣。這不是常態，但因為國會已經不正常，我們才必須挺身而出，讓台灣恢復正軌。」這句話就像一位長者對學生的叮嚀，民主不是理所當然，它需要你我一起守護。 這場罷免，就像一堂大型的民主課程，每個人都在學習：我們該怎麼用選票來修正錯誤？我們如何以和平的方式回應不公？我們能不能在風雨之中，仍堅定地走進投票所，對這片土地說：「我願意保護你。」 親愛的朋友們，民主不是一種「等著看」的制度，而是一種「站出來」的責任。7月26日，請不要讓冷漠取代你的勇氣，也不要讓恐懼掩蓋你的良知。這不是一場為了政黨的選擇，而是一場為了台灣的未來，為了公平、誠信與人權的集體行動。請記住，每一張同意票，都是對這些勇敢站出來的志工的肯定；每一張同意票，都是對國會作弊、踐踏程序的不信任投票；每一張同意票，都是對孩子未來所學到的「民主素養」最真實的教材。 這是一場考驗，但更是一場教育。當我們未來告訴孩子什麼是正義、什麼是責任時，可以自信地說：「爸爸媽媽當年在2025年726那天，曾經用選票守護了這個國家。」讓我們一起，在7月26日，走進投票所，蓋下「同意罷免」那一票。讓世界看到，這群深愛台灣的公民，願意為信念而站出來，願意用行動守住我們最珍貴的民主與尊嚴。 我們不喊口號，我們只說真話。因為我們愛這座島嶼:就如鄭南榕所說:「我們的小小多山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