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每年的六月，總有一些日子值得我們停下腳步回望。有人記得端午節的粽香，有人記得畢業季的離愁，而對關心台灣民主發展的人來說，1987年的六月十二日，則是一個不能被遺忘的日子。它不像總統直選那樣廣為人知，也不像解嚴那樣經常出現在課本裡，卻深深影響著今日台灣民主的模樣。 對許多年輕學生而言，民主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存在。我們可以自由上網、公開發表意見，可以參加社團、關心公共議題，也可以在選舉時透過選票表達自己的想法。然而，這些看似平常的權利，在四十多年前的台灣卻不是理所當然。那是一個許多人因為一句話、一篇文章，甚至一本書，就可能受到監控與調查的年代。也正因如此，當我們回顧六一二事件時，不只是閱讀一段歷史，更是在理解台灣人民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民主自由的過程。 要理解六一二事件，必須先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1949年開始，台灣進入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戒嚴制度讓政府擁有高度權力，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與結社自由受到嚴格限制。許多人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遭受監控、逮捕，甚至失去寶貴的青春與生命。到了1980年代，隨著社會逐漸開放，越來越多人民開始期待民主改革，希望台灣能夠擁有真正自由的政治環境。 在各界壓力之下，政府終於準備宣布解除戒嚴。然而，當時執政者同時提出被稱為「國安三法」的相關法案，希望在解除戒嚴之後，仍透過新的法律架構保留部分對社會的控制權力。其中最具爭議的《國家安全法》，被許多民主運動人士認為只是將戒嚴制度換上一件新的外衣。表面上解除戒嚴，實際上卻可能透過新的法律繼續限制人民自由。當時許多人擔心，如果民主改革只是名稱的改變，而沒有真正保障人民權利，那麼所謂的解嚴恐怕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威權延續。 1987年6月，當《國家安全法》送進立法院審查時，民進黨與許多民主運動團體發起「反國安法、爭取真解嚴」運動。來自全台各地的民眾陸續集結到台北街頭，希望透過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訴求。他們高喊的，不只是反對一部法律，而是在追問一個重要的問題：人民是否能夠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民主是否能夠真正落實在這片土地上？ 1987年6月12日，抗議行動來到最關鍵的時刻。許多參與者高舉旗幟與標語，堅持以和平非暴力方式進行抗爭，甚至有人特別舉起「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布條，希望大家保持理性。然而，在現場不同立場人士的對峙與挑釁下，衝突逐漸升高，警方也展開強勢驅離。原本以和平訴求為主的民主運動，在部分媒體與官方論述中被描繪成暴力事件，讓許多參與者感到遺憾與不平。這就是後來歷史上所稱的「六一二事件」。 今天回頭來看，六一二事件最重要的意義，不在於誰贏了街頭上的爭執，也不在於某一部法律是否被阻止，而是在於它讓台灣社會看見民主轉型過程中的艱辛與勇氣。後來，台灣陸續完成解除戒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以及總統直選等重大改革。這些民主成果的背後，並不是哪一位政治人物單獨完成的，而是無數人民長期努力爭取而來的成果。有人在街頭奔走，有人在校園倡議，有人在教會、社區或家庭裡默默播下民主的種子，最終才讓台灣一步步走向今日的自由社會。 作為教育工作者，常思考一點；台灣的歷史教育究竟應該帶給學生什麼？如果只是記住年代與事件名稱，那麼歷史很容易成為考卷上的答案；但如果能夠理解歷史中的人們為何做出那些選擇，我們便能從中看見民主真正的價值。六一二事件告訴我們，民主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許多人願意承擔風險、勇敢發聲所換來的成果。公民教育的目的，也不只是培養會考試的學生，而是培養能夠思考、判斷、對話與負責任的公民。當學生學會辨識資訊真假、尊重不同意見、願意關心公共事務時，民主的根基才會更加穩固。 期待每一位年輕人，在閱讀六一二事件之後，不只是感受到歷史的沉重，更能看見其中蘊藏的希望。因為正是那些願意站出來的人，讓今天的我們擁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正是那些相信民主價值的人，讓台灣成為亞洲重要的民主典範。未來的民主發展，終究要交到年輕世代手中。願每一位學生都能珍惜自由、尊重人權、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勇敢面對不同的聲音，也願意為社會付出關懷與行動。當更多人願意理解歷史、關心公共事務、守護民主價值，台灣的民主之路必將走得更加穩健而深遠。 因為民主不是過去式，而是一場仍在進行中的學習；自由不是歷史課本裡的名詞，而是需要世代共同守護的信念。願六一二事件帶給我們的，不只是記憶，更是前進的力量；不只是反思，更是希望。讓我們把前人的勇氣化為自己的責任，把歷史的教訓化為未來的智慧，共同守護這片土地上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迎向一個更加自由、更加公義、更加溫暖的台灣。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中國六四學運領袖王丹提醒台灣，美國國務卿盧比歐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提到了中國對台灣最理想的目標：通過公投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盧比歐所說的話不能只當作外交場合的一句分析。盧比歐指出，北京最希望看到的，不一定是立即動武，而是讓台灣在某種「投票」或「公投」形式下，自己走向併入中國的結果；同時也重申美國對台政策並未改變。這段話真正值得警覺的地方，不在於中國突然有了新劇本，而是這個劇本其實早就藏在中共對台工作裡：不只用軍機、軍艦威嚇，也用假和平、假選擇、假民主，包裝成台灣人民自己的決定。王丹說這是在向台灣示警，認為這個提醒很重要，因為它點破了一件事：中共最想要的，不只是打敗台灣，而是讓台灣在混亂、恐懼與資訊污染中，誤以為放棄自己是最安全的選項。 這其實就是共產黨最擅長的「打著紅旗反紅旗」。表面上高喊人民、和平、民主、選擇，實際上卻否定人民的自由、消滅真正的和平、掏空民主的根基。它不是正面告訴你「我要毀掉你的國家」，而是換一種說法：你看，戰爭很可怕，和平才重要；你看，公投很民主，人民可以決定；你看，統一也可以是選項，何必堅持主權。可是問題在於，當一個威權政權長期對台灣進行軍事壓迫、經濟利誘、網路滲透、媒體操作與政治代理，這時候所謂的「選擇」，還能不能算是真正自由的選擇？如果槍口、假訊息、恐懼感和利益交換都已經進入社會，最後再叫人民投票，那不是民主，那是把民主政策當成威權工具。這和「利用你的民主，毀壞你的國家」如出一轍。 從公民教育的歷程來看，台灣最需要補強的，不只是教學生會投票、會參與公共事務，更要讓下一代看懂制度背後的價值，看懂政策背後的權力目的。民主不是只有程序，民主還包括資訊透明、自由意志、公共理性、國家主權與人權保障。如果人民只知道公投是一種民主工具，卻不知道公投也可能被外部敵對勢力操弄；只知道言論自由很重要，卻不知道假訊息可以假借言論自由進行認知作戰；只知道和平是好事，卻不知道沒有主權與防衛能力的和平，往往只是被併吞前的安靜，那公民教育就還不夠完整。台灣的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尊重多元意見」，還要進一步教會學生辨識威權統戰、理解民主防衛、看清中共制度的本質。因為共產體制最可怕之處，不只是它不讓人民自由，更是它會學會使用自由社會的語言，來破壞自由社會本身。 所以王丹這次的提醒，對台灣不是悲觀，而是清醒。台灣當然要守護民主政策，當然要珍惜公投、選舉、言論自由與政黨競爭，但更要明白，民主不能毫無防線，國家不能對滲透毫無警覺。政府應該更積極把公民教育、媒體識讀、國防安全、民主防衛與中國共產制度的本質，放進社會教育和校園課程之中，也讓台灣人民知道：我們反對的不是中國人民，而是壓迫人民、欺騙社會、否定自由的共產極權制度。台灣要走向更成熟的民主，不是靠恐懼，而是靠清楚；不是靠仇恨，而是靠判斷；不是靠口號，而是靠一代又一代公民真正理解：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民主也不會自動存在。唯有看清共產制度的假和平、假民主、假選擇，台灣才能更堅定地守住自己的國家，也讓下一代在自由的土地上，繼續勇敢而清醒地生活。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近年校園現場出現一個值得正視的現象：教師除了面對教學壓力之外，也開始承受越來越多來自學生的言語暴力、情緒羞辱，甚至肢體衝突。日前媒體報導，有國小教師遭學生丟擲物品，並伴隨「傻B」、「祝你全家死光」等激烈辱罵，引起教育現場廣泛討論。許多第一線教師看到新聞後，其實感受到的不只是震驚，而是一種長期累積的無力感。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類事件早已不是單一案例，而是校園秩序、家庭教育、情緒教育與制度失衡交錯下的結果。 從教育專業角度來看，現代教育當然不可能回到過去威權式管理的年代。體罰、不當羞辱與高壓統治，本來就不應存在於民主教育環境之中。當社會在強調學生權益的同時，若忽略教師作為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尊嚴與安全保障，也會造成教育現場另一種失衡。尤其在現行制度下，不少教師對「校事會議」產生高度壓力。原本校事會議設立的目的，是處理疑似不適任教師案件，保障學生免於不當對待，這個制度的出發點並沒有問題。但實際上，部分教師會擔心，只要學生或家長提出申訴，即使只是合理的班級管理或秩序要求，也可能被放大檢視。久而久之，老師容易陷入「少做少錯、不管最安全」的防衛心態。 而這種寒蟬效應，最後受影響的其實不只是老師，而是整體學生的受教權。因為班級經營本來就需要一定程度的規範與秩序。若教師失去基本的教學權威，學生便容易誤認「自由」等於「沒有界線」。在教育學中，班級經營強調的是「有界線的關懷」，也就是在尊重學生個體差異與情緒需求的同時，仍必須維持團體規範與基本倫理。當學生對教師出現長期性的辱罵、挑釁或情緒攻擊，而學校沒有明確介入機制時，其實會逐漸破壞師生互信關係，也會讓其他守規矩的學生在混亂中失去良好的學習環境。這也是為什麼「教師保障權」與「學生受教權」並不是互相對立，而是彼此依存的概念。沒有受到制度支持的老師，很難建立穩定健康的教學現場；而失去秩序與尊重的班級，也很難真正落實有效學習。 現階段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回到過去的高壓教育，而是如何在民主教育制度下，重新建立「權利與責任並存」的校園文化。首先，教育主管機關應更清楚區分「不當管教」與「合理管教」的界線，避免所有師生衝突都直接被簡化成教師責任。其次校事會議制度應強化程序正義與專業判斷，避免教師在案件尚未釐清前，就先遭受輿論定罪或行政壓力。同時當教師遭受言語暴力、網路羞辱或肢體侵害時，學校也應啟動教師支持機制，包括行政協助、法律諮詢、心理支持與家長溝通，而不是讓老師單獨承受。此外，校方與學務系統也應重新檢視校規落實問題。許多學校雖然有校園規範，但實際執行卻因擔心爭議而逐漸鬆散，導致學生對制度失去敬畏感。教育部若能加強與校長、學務主任及家長端的溝通，建立一致性的校園規範與輔導機制，將有助於恢復教育現場的穩定。 教育的核心，從來不是讓學生害怕老師，也不是讓老師害怕學生，而是讓彼此理解「尊重」與「界線」的重要性。真正成熟的民主教育，不只是保障學生表達權，更應教導孩子如何負責任地使用自己的權利。老師不是完美的人，但教師也不應成為制度中最容易被犧牲的一方。當教師的教導權與人格尊嚴能被制度合理保障時，學生的受教權其實才會更加完整。因為一個穩定、安全、彼此尊重的校園環境，才是真正有利於孩子成長的教育現場。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每年到了國際猶太大屠殺紀念日，其實很多人第一時間的反應，還是會覺得那是一段離台灣很遠的歷史，好像只是歐洲的事情。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用教育來看，這一天其實不只是紀念，而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去談「人權是怎麼失去的」。像猶太人大屠殺這樣的歷史，最讓人不安的地方，不只是規模，而是它發生的方式——它不是一瞬間爆發，而是從歧視、分類、制度化，一步一步走到極端。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提出的「平庸的邪惡」，其實就在提醒我們：很多時候，問題不是壞人太多，而是太多人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參與一個不對的體制。這種觀點如果放進教育現場，會讓學生開始思考一件事——「如果是我，我會怎麼做？」而不是只停在「當時的人怎麼會那樣」。  其實，當我們把這樣的視角拉回台灣，就會發現並不陌生。從二二八事件開始，到之後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台灣社會同樣經歷過一段權力高度集中、言論被壓抑的時期。很多長輩的生命經驗裡，都還留著那種「不敢說話」的記憶。只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這些事情在公共討論中是被淡化甚至避開的。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談「集體記憶」，強調的是：一個社會怎麼記住歷史，其實會影響它怎麼理解現在。如果這些經驗沒有被說清楚，甚至被模糊處理，那人權教育就會變成一種很抽象的口號，學生很難真正感受到「原來自由不是理所當然的」。  再往教育的現場走深一點，其實會發現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很多學生知道「二二八」這個名詞，也知道「白色恐怖」，但對於裡面的人、事件、甚至情緒，是沒有連結的。這也是為什麼近年很多教育工作者開始強調，要把這些歷史帶回具體的故事。像是透過口述歷史、紀錄片，或實地走訪相關場域，讓學生不只是「知道」，而是「理解」。教育學者保羅·弗雷雷所說的「批判意識」，其實不是要學生去對抗什麼，而是讓他們有能力去辨識：制度什麼時候開始不公平？語言什麼時候開始排除某些人？當社會出現簡化、貼標籤的說法時，我們能不能停下來想一下，這樣的邏輯會不會把某些人推到邊緣？  另外一個常被忽略的面向，是「沉默」本身也是一種選擇。在大屠殺的歷史研究裡，有不少學者提到，除了加害者與受害者之外，還有一群「旁觀者」。這些人未必支持迫害，但選擇不介入、不發聲。放到台灣的歷史來看，也有類似的情況。很多人在威權時代選擇自保，這當然有其時代背景，但如果放到今天來思考，人權教育的重點就不只是譴責過去，而是問一個更貼近現在的問題：如果今天出現不公平的事情，我們會不會也因為怕麻煩、怕衝突，而選擇沉默？  所以談人權教育，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在談「日常的選擇」。不是每個人都會遇到極端情境，但我們每天都在做一些小決定——要不要多理解不同背景的人？看到網路上帶有仇恨的言論，要不要跟著附和，還是停下來思考？這些看起來很細微的行動，其實就是在形塑一個社會的氛圍。也因為如此，轉型正義的推動才會變得重要，它不是只是在整理歷史資料，而是在建立一種共識：哪些事情是我們不能再重蹈覆轍的。  回到紀念這件事本身，如果只是停在儀式，影響其實有限。真正有意義的，是把這些記憶轉成一種持續的提醒。對台灣來說，從白色恐怖走到今天，社會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但這不代表風險不存在。民主制度本身就需要不斷被維護，而這個維護，很大一部分其實來自教育。當學生能夠理解歷史的脈絡，也願意去思考權力與人權之間的關係，他們才有可能在未來做出不一樣的選擇。  最後，其實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來看待這整件事：歷史不會自動讓人變得更好，但理解歷史，有機會讓人少犯一點錯。無論是來自歐洲的猶太人大屠殺，還是台灣自身的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這些經驗的共同點，其實都在提醒我們：人權從來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跟每一個人的選擇有關。當教育能夠把這件事情講清楚，讓學生從「知道」走向「在意」，那麼這些曾經的傷痕，才會慢慢轉化成一種社會的韌性，也讓台灣在面對未來時，更有能力走得穩、走得遠。 

.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3月25日，不只是歷史上的一個日期，而是一段至今仍在影響台灣社會的記憶。1947年，在二二八事件的混亂與壓迫之中，嘉義車站前發生了未經審判即處決地方仕紳的事件，潘木枝、盧鈵欽、陳澄波等人，在制度失靈的情況下失去生命。這樣的歷史，不應只停留在紀念或課本中的一行文字，而應成為我們理解「國家權力與人民權利關係」的起點。它所揭示的核心問題在於，當國家無法制衡權力、當社會缺乏對人權的基本理解，再進步的體制也可能在短時間內崩解。因此，3月25日的意義，不在於延續悲傷，而在於提醒我們：人權如果沒有教育與制度作為支撐，就無法真正被守住。 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將3月25日作為「人權教育法立法宣示日」，其正當性來自於它具備清楚而具體的歷史對應。相較於2月28日作為整體性的國家紀念日，3月25日更能指向具體的人權侵害情境，讓社會理解制度失靈的實際樣貌，也更適合作為教育上的切入點。這樣的安排並不是取代既有紀念，而是形成一種層次分明的公共記憶結構：2月28日承載歷史的集體情感，3月25日則進一步轉向制度反思與教育行動。透過這樣的區分，可以讓歷史不只被記住，也能被轉化為持續運作的公共價值，使「不再發生」不只是口號，而是具體可推動的方向。 然而，當前人權教育在校園中的實際狀況，仍存在明顯落差。多數情況下，人權教育被視為課程中的補充內容，缺乏整體規劃與穩定資源支持，不同學校與教師之間的推動程度差異甚大。有些學生能透過課程深入理解歷史與制度之間的關係，有些則僅停留在零碎知識的接觸。這樣的不均衡，反映出制度層面的不足。也因此，推動《人權教育法》的立法，核心目的並不只是增加課程，而是建立一套長期、穩定且可持續的教育架構，包括明確的課程定位、跨領域整合、師資培育與資源支持，使人權教育從理念轉化為日常教學的一部分。唯有透過制度化，人權教育才能真正培養學生的判斷能力，讓他們理解在制度失衡時應如何思考與選擇，而不是在面對現實時失去方向。 從這個角度來看，選擇在3月25日提出人權教育法的立法倡議，其實是一種明確的價值宣示：讓歷史走出紀念，進入制度，並在教育中持續發生。這樣的立法動機，不只是回應過去的傷痛，更是為未來建立一個更穩固的民主基礎。當人權教育能夠在校園中長期累積，學生不只會理解自由與法治的意義，也會在面對差異與衝突時，具備基本的同理與判斷能力。進一步而言，這樣的教育將逐漸內化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影響公共討論的品質與制度運作的穩定性。人權不會自然存在，它需要透過教育被理解，透過立法被保障。當3月25日從歷史傷口轉化為教育與立法的起點，所代表的，正是台灣社會願意用制度回應歷史、用教育面對未來的集體選擇，也讓民主與自由的發展，能夠走得更穩、更長遠。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在現在這個資訊跑得比人還快的社會，謠言其實不一定是「完全亂編」才可怕，真正讓人防不勝防的，往往是那種看起來有一點根據、卻被刻意扭曲的說法。一句話被拿走前後文，一個動作被過度解讀，一段原本沒有惡意的發言，被包裝成別的意思，最後就變成一個「好像很合理」的指控。這樣的情況，不只發生在政治新聞裡，在學校、職場，甚至人際關係中，其實都很常見。 在教育現場，我們最擔心的從來不是學生會不會看到爭議，而是學生習不習慣在還沒弄清楚之前，就先相信、先轉傳、先下結論。因為一旦這種習慣養成，不管是在公共議題、工作場合，還是與人相處時，都很容易出現誤會，甚至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 很多所謂的「亂造謠言」，並不是憑空捏造，而是從一個真實的情境出發，再加上一點情緒、一點立場、一點刻意的解讀，就慢慢長出新的版本。原本只是分享經驗，卻被說成否定別人；原本只是提醒某個方向，卻被說成攻擊某個角色。這種「橫生枝節」的做法，在資訊環境裡特別容易發生，因為大家看到的，往往只是被剪裁過的片段。 從教育的角度來看，這正是媒體素養和思辨教育為什麼重要的原因。媒體素養不是叫你什麼都不信，而是教你分辨：這是一段完整的事實，還是被加工過的說法。思辨也不是教你去吵架，而是教你停下來想一想：「這個結論，是不是中間少了什麼？」 在 108 課綱裡，不管是公民與社會、國文的閱讀理解，還是探究與實作，其實都在練同一件事：看清楚事情是怎麼被說出來的。當你只看到一句話，卻沒看到前後脈絡；只看到別人的整理，卻沒看原始內容，那你接收到的，其實已經不是完整的資訊，而是別人幫你選好的版本。 如果我們不練習查證、不練習補齊脈絡，就很容易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成為謠言的一部分。有時候不是因為惡意，而是因為懶得多看一眼、急著表態、急著站隊。但對一個成熟的公民來說，這樣的習慣是需要被提醒、被修正的。 這也是為什麼，從教育的立場來看，「言行舉止」不只是禮貌問題，而是一種責任。你怎麼說話、怎麼轉述、怎麼評論，其實都會影響別人怎麼理解事情。在職場上，斷章取義可能會讓同事被誤會；在校園裡，傳錯話可能會傷害同學；在公共空間裡，亂傳訊息甚至會影響整個社會的信任。 教育真正想教的，不是學生一定要講得多漂亮，而是在說話之前，願不願意先確認自己說的是不是事實，是不是完整，是不是公平。這也是為什麼老師會一再提醒：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只聽轉述，不要急著把情緒當成結論。 在數位時代，每一個人都同時是接收者，也是傳播者。你的一次轉貼、一句評論，看起來很小，但累積起來，會慢慢形塑一個環境。如果這個環境充滿斷章取義、捕風捉影，那最後受傷的，不只是被指控的人，而是整個社會對彼此的信任。 從教育的角度來說，媒體素養與思辨教育，其實是在提醒我們一件很基本、卻很重要的事：把話聽清楚，把事看完整，再決定要不要說出口。這不只是學校教的能力，也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則。當你願意這樣要求自己，你不只是比較不容易被謠言帶走，也是在為自己的言行負責，為社會留下更健康的討論空間。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近年來，台灣的教育現場真的很吃緊，這一點不管是政府、學界，還是第一線老師，其實都很清楚。行政事情越來越多、親師溝通的壓力越來越大，加上社會對學校的期待不斷堆疊，很多老師都卡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撐得很辛苦。這些故事都是真的，也讓人心疼，提醒我們不能忽視老師的身心健康和專業支持。但正因為這些處境如此真實，更不該被簡化、剪裁，甚至被拿來服務特定的政治立場。當教師的困境被刻意帶成「否定所有教育政策」、或被說成制度改革本身就是錯的時候，真正被傷到的，往往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每天在校園裡工作的老師和孩子。我們應該理解老師的處境，而不是把他們的辛苦變成政治操作的材料。 最近有些民間教育團體在談校事會議時，表面上說是「為了保護教師」，但實際論述卻常常把制度問題和個別事件混在一起，甚至用極端案例製造恐慌。這樣的說法，很容易讓社會誤以為校事會議就是用來壓老師的工具，卻忽略了它原本的目的，是處理校園霸凌、不適任行為和重大爭議，保障學生的權益與校園安全。把制度中需要調整的地方，直接說成「整個制度失敗」，不但對改革沒有幫助，還會傷害教師專業在社會中的信任。更嚴重的是，這種論述模糊了學生、家長和教師之間本來就需要被細緻對待的責任界線，讓教育討論變成對立和對罵。刻意放大個案、錯把制度責任全推過去，說穿了，對教育本身並不公平。 校事會議在實際運作上確實有不少問題，像是案件量過大、流程冗長、標準不夠一致，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狀況，也正是教育部這幾年持續蒐集意見、準備修法調整的原因。包括取消匿名檢舉、要求檢舉者負起相對責任、把案件清楚分流，目的都是避免制度被濫用，而不是否定教師的專業。如果把「制度需要改善」說成「制度本質錯誤」，甚至主張直接廢掉，只會讓真正需要被保護的學生，失去最後一道制度防線。在沒有更完整替代方案之前，貿然廢除校事會議，不但無法減輕教師壓力，反而可能讓衝突回到私下處理，造成更多不安與不信任。身為教育 NGO，我們認為，校事會議該被好好修正，而不是被污名化、甚至直接丟掉。 教育改革從來就不是選邊站，而是在不同權益之間找平衡。政府的責任，是在守住學生受教權的前提下，替老師建立清楚、合理、可以預期的制度環境；教師的專業，也應該被制度支持，而不是被政治動員拿來消費。真正的改革，必須同時顧到學生、教師和家長三方的關係。面對少子化和教師荒的雙重挑戰，國家需要的是冷靜、專業、持續修正的政策路線，而不是用情緒否定所有改變。我們期待教育部繼續用實證說話，認真聽第一線的聲音，改善校事會議和行政支援體系；也呼籲各教育團體，停止用污名化的方式誤導社會。只有在彼此信任的基礎上，教師、家長和學生才能真正成為夥伴，讓教育回到培育人的本質，而不是陷入政治攻防。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2025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總會讓人重新想起台灣曾經走過的那些暗不見光的時代。有人在審訊室裡承受難以言說的壓力，有人在街頭喊出自由的聲音，有人在牢獄中仍不放棄希望。正因為這些前輩用生命堵住威權的黑潮，台灣才有今天這樣自在而珍貴的呼吸空間。我們如今能夠討論政策、能夠批判政府、能夠用教育改變社會，不是理所當然，而是無數苦難換來的結果。這些歷史不只是傷痕，也是一面提醒我們「不能再讓黑暗重來」的鏡子。記憶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讓下一代知道，民主的道路曾經多麼崎嶇，人權的基石是怎麼被一步步奠定。 當前世界並不比過去安全。威權主義正以資訊戰、假訊息、經濟脅迫等新形式擴張，而台灣因其民主的象徵性，更常處在第一線。也因此，政府提出持續推動轉型正義、儲存記憶、恢復受難者尊嚴，都是在為民主添加更深的根。但只有制度還不夠，教育如果沒有跟上，這些努力就會缺少土壤。台灣教師聯盟多年來推動人權教育立法，就是希望孩子能在學校裡真正理解：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人權也不是等到社會動盪時才想起來的道德標語，而是每一天在生活、校園、公共討論中都要練習的判斷力。當教材敢談歷史、課堂願講真相、學校能處理威權遺緒的象徵，我們才算真的在保護民主。 過去我們常以為人權教育就是講故事、記住日期、理解誰受過迫害。但真正的人權教育，是讓學生懂得分辨威權語言、理解多元聲音、面對衝突能站在受害者視角思考；更重要的是，他們要能看懂「自由如何一點一點被侵蝕」。在威權會改用認知作戰、媒體滲透、干擾學術與社群的年代，教育如果還停留在傳統模式，就難以讓學生具備足夠的抵抗力。這正是台灣教師聯盟近年積極倡議的理由：人權教育必須制度化，不是靠單一校園或少數教師的熱情支撐，而是政府要把它放進課程、教師專業發展、學習評量與相關法規中，讓民主素養變成每個孩子都必備的生活能力。 當政府宣示台灣要與理念相近的國家合作、要站在民主防線最前端，那麼教育就必須同步跟上。若下一代對人權沒有敏感度，社會在面對威權壓力時就會變得遲疑；但若孩子從小理解自由的可貴、尊重的界線、歷史的教訓，我們的民主才有真正延續的力量。世界人權日不只是紀念，更是一次提醒：教育不是民主的附屬品，而是民主能否持續的根。台灣教師聯盟將會持續推動人權教育立法、深化轉型正義教育的制度化，也期待政府能讓相關政策真正到位，使校園成為孕育自由、公義與尊嚴的地方。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確保人權不只是課本上的文字，而是每一位孩子帶著走向未來的能力，讓台灣的民主不只被看見，更能被一代代人親手守護。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近年來我們在教育現場第一線看到學生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變。孩子的語言表達變得更快，但情緒表達反而更薄弱；資訊吸收能力更強，但自我調整能力卻普遍不足；在團體中外表活躍，內在卻常有孤單感。我們一直以來都提醒：學校不能只被視為知識訓練場，孩子在校園裡的情緒、壓力、人際挫折，同樣是教育應面對的重要議題。 因此，當國教署提出將「社會情緒學習 SEL」融入課程時，這並不是額外加法，而是回到教育的根本:讓孩子學會理解自己、理解他人，並在團體中找到方向。對於教師而言，SEL 不只是新方法，而是一種教育態度的轉向，也是一種願意重新看待「學會生活」與「學會學習」彼此交織的勇氣。 在現場的老師都深知，改變課程並不是把幾張情緒圖卡拿進教室，而是讓原本看似抽象的 SEL 目標，在具體的教學活動中讓學生真實練習。例如，在語文課裡，老師能重新運用內文，不再只是分析修辭，而是透過人物情緒、事件脈絡，引導學生思考：這個角色為什麼會這麼做？如果是我，會如何決定？這樣的討論不只是內文解讀，更是情緒覺察與同理能力的練習。 在外語課中，老師轉向以合作小組閱讀、同儕對話的方式，借用語用學中的「低威脅情境」（Low-risk environment）概念，讓學生在安全感中開口。學生在練習語言的同時，其實也在練習傾聽、等待、接住他人的意見，這就是 SEL 中「關係技巧」的實踐。 而生命教育課程中，許多學校導入正念練習、幸福感理論（如 Seligman 的 PERMA）、薩提爾冰山模型，幫助學生在活動中觀察自己的情緒根源。這些做法並非要把心理治療帶進教室，而是讓學生在導引中學會覺察：我現在的情緒從哪裡來？我能怎麼讓自己穩定？這也讓老師在課堂上多了「陪伴者」的角色，而不再只是講解者。 SEL 讓教學不再單向、也不再完全知識化，而是從教材轉向「學生的內在與行為」，這是第一線教師最直接的感受。 當課堂氛圍改變，孩子的學習面貌也會跟著調整。許多老師注意到，學生開始能更具體地表達自己的情緒，例如：原本只會說「還好」、「沒差」，現在能清楚指出是緊張、疲憊、焦慮還是期待。這就是 SEL 中「情緒識別」的能力。 在合作討論中，學生也更能放下防衛、願意投入角色分工，這與教育心理學中的「自我效能提升」高度相關:當學生感覺被看見，被允許用自己的節奏參與，他的參與度與完成任務的意願自然提高。 學生也在內文討論或活動體驗中學會「換位思考」。例如在分析人物選擇時，孩子會說：「如果我也被誤會，我可能也會生氣。」這樣的語句象徵他們正在練習站在他人角度理解情緒，這是建立同理心最重要的起點。 而在生活上，有些學生回饋：正念呼吸讓他們在考前減少焦躁；幸福計畫讓他們願意寫感謝信；情緒溫度計讓他們敢說「我今天不太好」。這些微小的行為改變，不會立刻轉成成績，但會成為孩子未來在壓力、人際或生活選擇中能用得上的能力。 對教師而言，這些變化讓我們看到：孩子不是不願意學，而是需要一個被理解的空間，讓他們有能力先整理自己，再談學習。 我們認為 SEL 的推動並不是增加行政負擔，也不是把學校變成心理諮商中心，而是回到教育本質：幫助每一個孩子在團體中找到可依靠的社交能力與可調整的內在力量。 從國教署到地方與各校的實踐上，我們看到三個重要的方向正在成形： 第一，課堂更像生活:SEL 讓語文課講人、外語課講關係、生命教育講自己。課程不再切割，而是流動連結。 第二，教師的角色變得更完整:老師不再只是教知識，而是能陪孩子面對情緒與選擇的人。這不增加負擔，反而讓課堂更順暢、班級經營更容易。 第三，學生的能力變得更貼近未來社會需求:面對 AI、面對社會變動，孩子最需要的關鍵能力是韌性、合作、情緒調節、同理與自我覺察。SEL 正是培養這些能力最具體的方法。 SEL 不是要孩子變得完美，而是讓孩子能理解自己的情緒、理解他人，也理解自己在群體中的位置。當學校能把這些能力慢慢種進課堂，我們所期待的，不只是更安靜的教室，而是更堅定、更溫柔的下一代。

  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台灣在教育上的想像，已經不再只停留在教室黑板前，而是開始思考「下一代如何和世界對話」。語言學習不再只是考捲上的分數，而是日常生活的工具，是走向國際時能夠使用的橋梁。政府這幾年持續推動雙語政策，不只是喊口號，而是一步步把基礎建好：讓每個孩子，不分城市或偏鄉，都能有一個公平的管道接觸國際語言。這樣的方向背後，其實延伸自過去國家語言政策的精神，就是讓台灣的語言環境更開放、多元，也讓英文學習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壓力來源。 教育部目前與國內頂尖師資培育大學合作，共同打造兩套重要的英文數位系統。有點像是在台灣的教育旅途中，搭起了兩座互相連結的站點：一座是給學生自由走動、探索的「學習站:酷英平台，另一座則是「導航塔:英檢系統」，能告訴學生自己目前在哪裡、接下來怎麼走。前者提供大量的情境練習、互動工具，讓孩子能透過聽故事、模擬對話、練習口音，把英文學得更貼近生活；後者則像一面鏡子，讓學生在完成練習後能知道自己哪裡掌握得好、哪裡還需要加強，並且提供下一步的學習建議。 這樣的設計其實非常符合現代教育的需求。以前的語言學習往往只有課本、老師講解與反覆的文法練習，很多孩子學了十年仍不敢開口。但現在的系統把科技力量拉進教室，把 AI 的即時回饋、情境模擬與個人化分析都變成日常學習的一部分。換句話說，不只要教孩子英文，更要讓孩子在安全且不尷尬的環境中「反覆練習」，練到真的能開口、敢開口。 特別是這兩套系統不是為某一群學生設計，而是覆蓋從國小到大專的完整路徑。有的孩子可能剛開始在學簡單句型，有的學生正準備申請海外學程，有的則想提升專業英文能力；這些需求看似分散，但透過這些平台，卻能統合在同一套邏輯中循序推進。更重要的是，系統不是隻停在基礎層面，而是會陪著孩子一路走向更高階的英文應用：從日常對話到專業英文，甚至各種國際檢定準備。 其中有一個特別的進步，就是「口說」終於不再只能依賴老師或真人考官了。新系統加入的開放式題型，就像讓學生在真正的語言場景中練習；從描述圖片、回答問題、根據情境回應，而 AI 能即時分析發音、句法、內容深度，甚至推薦下一步練習，讓學生知道自己不只是拿到一個分數，而是獲得通往下一站的方向。 這樣的學習方式，其實正回應了台灣多年來的語言教育痛點：英文讀得多、寫得多，但說的能力不足、用的機會也少。透過科技的協助，學校不再單打獨鬥，而是有一個能讓所有學生共同使用、共同練習的平台。 從更大的視角來看，這是一個正在形塑中的國家願景；讓語言成為台灣走向世界、與世界相互理解的重要工具。雙語教育並不是要強迫每個人都成為語言天才，而是希望讓孩子們在未來求學、求職或國際交流時，多一份自信、多一種選擇。當英文不再只是考試，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台灣的下一代才能真正把視野放大，不再只靠翻譯理解世界，而是能直接與世界對話。 教育部與臺師大的這項合作，其實就像替台灣鋪上一條新的知識高速公路：把 AI、科技、語言學習與教育現場串在一起，讓偏鄉與城市的差距縮小，讓沒有補習資源的孩子也能擁有一樣好的工具。這些努力不會立刻看到爆炸性的成果，但會悄悄影響每一位正在學習的孩子:讓他們在未來的某一天，用流利的一句英文自我介紹時，知道自己並不是靠運氣，而是靠著國家與教育體系的長期投入。 台灣一直希望成為一個與世界連結的國家，而語言是最直接的鑰匙。這兩套系統的推出與擴充，不只是教育工具的升級，而是國家邁向更開放、更多元、更國際化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