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黨在五月四日發起「新五四運動」,號召群眾上凱道舉辦「相約國旗下、重建新秩序」活動,表達支援警方、守護法治的決心,「挺警察、要法治」,還邀請白狼張安樂參加。黨主席郁慕明對學運、反核團體的占領行動不滿,認為「他們動不動就占領、包圍,綁架了全體人民,成了這個國家最大的恐怖集團。」與台北市長郝龍斌說阻礙交通民眾是劫機犯一鼻孔出氣。「法治」、「綁架」、「秩序」成為他們的口頭禪,實則是擁護國家暴力的幫凶,刻意掀起仇恨,型塑警察國家的氛圍,藉法律制裁他們口中的「準政變」分子。
\n一般民眾或學生之所以走向街頭,都是無法忍受政府的殘暴施政與壓迫,迫於無奈,只得奮不顧身,試圖衝破體制與法令的制約,呼籲廣大社會共同響應,以強大的壓力達成訴求的目標。近日台灣的反服貿、反核四如此,過去中國的「五四」、「六四」亦復如此。如果意在替政府歌功頌德,機會多得是,何必勞師動眾。新黨打著「新五四運動」的旗號,不去譴責欠缺民主法治精神的國民黨,長期霸占綁架台灣資源;不去譴責掌權者綁架行政、立法機關,制定不公不義的政策、法令,圖利特定階層,剝奪年輕人未來生存發展的空間;不去譴責警察濫用水柱、警棍、盾牌,暴力鎮壓人民;無視於馬、江集團的毀憲亂政,造成社會動盪不安,卻選擇站在掌權者一邊,替掌權者脫卸責任,粉飾太平,沆瀣一氣,形成共犯結構,反過頭來指責手無寸鐵的民眾與學生,實在是對五四運動最大的褻瀆。
\n簡單回顧五四運動的意義,可分兩方面來說,其一是第一次世界戰後,<巴黎和會>英、法等國主張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讓給日本,因為先前中國外交部與日本有文字上的約定,消息由巴黎傳回,引起北大及北京各高等學校學生憤怒、不滿,於1919年5月4日當天,發起向駐華使館示威遊行活動,「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演變成「火燒趙家樓」的場面,促使中國的談判代表未於凡爾賽和約簽字,被視為青年愛國運動的典範。其二是以北大校長蔡元培為中心,任用創辦「新青年」雜誌的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集結胡適、李大釗、魯迅等新派教授學者鼓吹五四新文化運動,標舉「民主」與「科學」,提倡文學革命,使用白話文,全面批判傳統,有如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啟蒙思潮,只是當時中國內亂外患頻繁,最後被認為是救亡壓倒啟蒙告終。其後續效應是催促共產黨成立,國民黨改組「聯俄容共」,北伐及日後的國、共之分分合合。
\n中國共產黨以五四為青年節,被共產黨趕到台灣的國民黨,對五四運動諱莫如深,偶爾還能看到蔣夢麟、傅斯年、羅家倫等紀念性文字點綴,聊勝於無。其實,台灣還有另一股五四運動遺風,展現於胡適、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中國>雜誌知識社群中,他們以無比堅定的信念,弘揚民主自由思想,對抗國民黨的專制獨裁,雖然遭受國民黨越來越嚴厲的打壓,始終不改其志。雷震因結合台灣黨外人士籌組「中國民主黨」,被蔣介石以「知匪不報」為由判刑十年,殷海光則自稱是五四之子。如今,高舉「新五四運動」的「新黨」、「抗獨史陣線」、「白狼」這一夥人,坐享台灣民主成果,理應反思如何面對前人犧牲奮鬥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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