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精密化與死刑存廢

在2012年12月1日，台南發生隨機割喉事件，行為人遭逮捕後，曾向檢警供稱，殺人是為吃牢飯，且於現今的台灣，殺一、兩人不會被判死刑等語，致引起輿論譁然。而此案在第一審、第二審亦皆判處無期徒刑，似乎將應驗被告原初的說法。惟如此的連結與理解，顯然過度簡化了問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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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目前的刑事審判結構，第一審與第二審皆採取事實審，須為公開的言詞辯論乃屬當然，至於第三審因採法律審，所以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原則上不開庭，只有法官認為有必要時，才會開啟言詞辯論。因此，長久以來，即存在一個迷思，既然僅為法律問題審理，且法條適用又是法官的專業與專職，自無辯論之必要，所以過往最高法院召開言詞辯論機率，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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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如此的思考模式，實突顯出我國司法保守的一面，致備受批評。而在2012年中，因保密分案制度的廢除，各界要求第三審開啟言詞辯論的呼聲不斷，終在此年年底，最高法院就決議，凡第二審被判處死刑的案件，於第三審一律開啟言詞辯論，以讓死刑爭議能藉由公開辯論，來逐漸達成死刑存廢的共識。同時，最高法院亦要求下級審，在面對此等涉及生命權剝奪的案件審理時，不僅須讓被告與被害人充分表達對於科刑的意見，法官亦須逐一審酌刑法第57條的量刑審酌事項。凡此縝密的審理程序，就已注定我國刑事司法，判處死刑的機率會逐漸降低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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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而另一個足以影響死刑與否的關鍵，即是被告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因依刑法第19條第1項，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致造成是非辨識能力或行為控制能力的喪失者，即屬於無責任能力而不罰；根據同條第2項，若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致使辨識或控制能力降低者，就屬於限制責任能力而得為減刑。尤其是最高法院從去年開始，接連引用聯合國在1984及2005年所做出，不得對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者判處或執行死刑之決議，來撤銷高等法院的死刑判決。這也象徵，被告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亦將牽動著是否減刑，以來免為一死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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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也因此，於現今涉及死刑的案件，只要被告方提出精神疾病的抗辯，法院幾乎不會拒絕，而會將被告送請精神鑑定。雖然經由此等的程序，必使審判趨於精密，卻必然無法滿足輿論必須速審速決的期待。尤其是精神鑑定並不像DNA鑑定般，具有接近百分之百的精確性，致仍帶有鑑定者的主觀，則法官到底要委請幾位精神醫師，馬上就會面臨問題。此外，法院於委請機關、醫院或學校為鑑定的場合，於鑑定報告裡，亦無法看出真正的鑑定者是誰，自無法令其具結，更遑論命其出庭接受交互詢問，以為檢驗的可能性。若法院最終採取此等的鑑定結果，因此所產生的判決，要不受質疑也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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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可以想見，台灣不管是現在或未來，死刑存廢的爭議會一直存在。惟在反對廢除死刑仍為多數民意下，立法院當然不會甘冒被罵的風險而貿然廢除。只是如從目前刑事司法的實際運作來看，不管立法者是否廢死，我國法院對殺人犯不處極刑，而以無期徒刑為替代，肯定是必然的趨勢。若果如此，則目前的機構化處遇，是否已做好受刑人長期監禁致步入中年、老年，甚至死亡的準備，肯定是主事者必須儘速思考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