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國籍不是形式：從陸配參政爭議，看台灣國家制度的必要修補

文/吳毅慈(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學生)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浪潮與台灣社會結構的快速變遷，跨國婚姻日益普及，選擇在台定居並最終歸化取得國籍的外籍人士逐年攀升。在這股人口流動的潮流中，來自中國大陸的配偶（陸配）因其龐大的人數比例，以及兩岸特殊的政治對立背景，始終是公共討論的焦點。近期，隨著部分已歸化的陸配積極投入地方選舉、參與社區組織乃至角逐公職，「陸配是否適宜參政」的議題再度引爆社會輿論，甚至升高至國家安全與政治認同層面的激烈辯論。

    然而，若將公共討論僅停留在「特定群體可不可以參政」這一表層問題，我們恐怕只會永遠在情緒動員與相互猜疑中徘徊，而錯失了檢視更本質問題的契機：台灣現行的國籍制度、歸化審查機制，以及對新進公民的效忠要求，是否具備足夠的韌性與嚴謹度，來承擔當前複雜國際局勢下的國家安全與民主制度負荷？

    坦白說，審視現狀，答案恐怕是否定的。這場爭議不應止步於對特定族群的質疑，而應成為全面檢視並修補台灣國家制度漏洞的關鍵時刻。

一、制度遺緒下的雙軌制：未完成的國家工程

首先，我們必須正視目前法律體系中存在的「雙軌制」現象。在現行制度下，中國籍配偶與一般外籍配偶在法律適用上確實存在顯著差異。基於歷史因素與兩岸關係的特殊性，陸配被視為「人民關係特殊之地區」人士，其法律基礎源自《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而非適用於一般外國人的《入出國及移民法》。這導致陸配在申請定居、戶籍程序上往往面臨更長的等待期與更複雜的審查；即便在歸化後，在涉及高敏感性的軍職或情治體系等公職領域，仍可能受到基於國安需求的特殊規範。

這種制度上的區隔，其初衷源於對國家安全與兩岸敵對政治現實的考量。然而，這種處理方式也帶來了一種尷尬的局面：台灣一方面試圖靠特別法來維繫必要的國安審查，另一方面卻在法律語彙中延續著「中國籍＝特殊」的標籤。這不僅容易讓社會大眾誤以為這是單純的「差別待遇」或歧視，更掩蓋了一個更為嚴峻的本質問題──問題並不在於對陸配的制度太嚴苛，而是台灣對所有外國人的入籍標準整體而言都過於寬鬆。

因此，討論的方向不應該僅是「要不要取消特別法」，而是更積極地思考：台灣是否應建立一套一致而現代化的國籍制度，用科學的「國安風險等級」來取代歷史遺留的「國籍標籤」？

二、核心缺陷：形式主義的國籍制度，與國安現實脫節

即便假設取消了針對陸配的特別規範，我們也不能忽略一個至關重要的大前提：國籍取得是最高層級的政治法律行為，必須確保其取得者絕對不違背國家的存在、憲政精神及核心利益。

觀察台灣現行的《國籍法》，我們看到的是一套高度形式主義的標準。依據該法第3條、第4條及第7條規範，申請歸化的門檻主要集中在連續居住時間（一般為五年）、基本的財力證明以及通過基礎語文與生活常識測驗。這些條件固然是移民融入社會的基礎指標，但在政治忠誠、民主價值理念認同等關鍵層面，要求卻顯得極為薄弱，幾乎沒有實質的審查機制。

最令人擔憂的缺陷在於「效忠宣誓」流於形式。雖然《國籍法》第10條要求歸化者宣誓「願意遵守中華民國法律、效忠中華民國」，但現行制度存在嚴重漏洞：首先，缺乏對宣誓者是否具備民主制度基本認知的驗證；其次，未要求明確放棄對原屬國或其他外國政權的政治效忠；再者，完全不檢驗申請者過往是否曾受境外政府資助、訓練或指揮。即便法律條文存在撤銷國籍的機制，但在實務上極少啟動後續追查。在當前兩岸政治情勢如此複雜、對岸持續對台進行滲透與統戰的背景下，這樣「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制度防線顯然是不足的。

此外，現行的歸化審查多停留在要求提出無犯罪紀錄等層面，缺乏針對「是否涉及敵對組織」、「是否具有複雜政治活動背景」或「是否具政治滲透風險」等國安層次的全面規範。面對像中國這樣具有高度政治性與龐大情報系統縱深的政權，台灣若仍沿用一般平時體制下的移民框架來應對，無異於以民用防護來對抗國安等級的潛在威脅。

三、國際比較：台灣的入籍門檻過於天真

放眼世界，許多成熟的民主國家對入籍者的審查遠比台灣嚴格。這並非出於排外主義，而是為了捍衛其得來不易的憲政秩序與民主體制。

例如，美國在公民申請過程中，會進行全面的背景調查，包括FBI指紋比對、過往政治組織隸屬調查，且宣誓時必須明確承諾「放棄對任何外國王公、僭主、國家或政權的效忠」，並願為美國承擔軍事或非軍事義務。德國要求申請者必須通過憲政民主價值測驗，並明確聲明拒絕任何威脅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政治理念。澳洲、英國、加拿大等國也皆設有公民考試，內容涵蓋民主制度運作、人權觀念與社會核心價值，絕非僅是語言測驗。

這些國家的制度設計核心在於：保護民主體制免於被反民主者利用。相較之下，台灣的制度顯得過於天真與寬鬆，這無疑製造了產生大量缺乏實質認同的「形式國民」的風險。

四、改革方向：不是排斥特定族群，而是國家制度的全面升級

因此，我們主張的改革方向，並非針對陸配的排斥，而是一場必要的整體制度現代化工程。我們認為應推動以下四大改革方向：

第一，法規語彙應去除「特定國籍標籤」，改採統一的「國安風險分級制度」。將中國從特別法的框架中移除，改為建立一套適用於所有申請者的風險評估機制。例如，可依據來源國與台灣的關係，區分為高風險地區（涉及敵對政權或軍事威脅）、中度風險地區與一般地區。國安風險應由專業機關進行實質審查，而非單純以國籍作為唯一的分類指標，如此可在制度上脫離歷史包袱，同時不損及國安審查的實質需要。

第二，全面提高入籍門檻。國籍不應是被視為容易取得的福利，而應是對政治共同體的深刻承諾。改革應包括：考慮將最低居留年限延長（例如至7到10年）；設置具實質內容的「民主與憲政基本價值」測驗，確保申請者理解並認同台灣的民主體制；並增加對公共生活參與紀錄的要求（如公益活動、社區服務），以證明其融入社會的意願。

第三，建立有具體義務與法律效果的「國家忠誠宣誓制度」。宣誓內容不應只是空泛的口號，而應包含明確的政治承諾：承認中華民國憲政秩序、放棄對他國的政治效忠、拒絕接受任何外國政府的指揮、並承諾捍衛自由民主制度。更重要的是，必須建立後續追蹤機制，若日後發現有具體違反宣誓義務的行為（例如接受敵對勢力指示從事政治活動），應嚴格執行《國籍法》相關規定撤銷其歸化國籍。

第四，全面建立「敵對勢力背景審查」制度。透過修法，針對所有申請者進行更深度的背景調查，包括：是否受境外政府或政黨資助、是否涉及跨境政治宣傳、是否具有與敵對政權的隸屬關係、以及是否曾從事政治滲透活動。這項制度並非僅針對中國，而是針對所有可能威脅台灣憲政秩序的對象，這在制度設計上更為公平合理，也更具長遠眼光。

結語：強化制度，是讓參政回歸民主常態的前提

台灣作為一個建立在民主、自由、人權基石上的開放社會，我們理應張開雙臂歡迎願意在此落地生根、認同這片土地價值的人們。然而，國籍作為最高層級的政治法律身分，其取得過程不能流於形式，更不能成為敵對勢力利用制度漏洞進行滲透的管道。

我們必須強調，強化制度的目的，絕不是為了排斥陸配或其他任何族群，而是為了確保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制度能長久維繫，確保「國籍」具有真正的政治意涵與認同基礎。當我們能建立起一套一致、公平、透明且嚴謹的現代化國籍制度，把地基打得穩固，那麼任何族群的參政都不必再成為引發社會恐慌的議題。屆時，參政就能真正回到民主的本質──不問出身背景，唯問公民資格、理念認同與服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