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低薪與高房價的結構困境：從原住民勞工談起

文/阿湯哥

近三十年來，台灣社會逐漸出現一個令人憂心的現象：努力工作，卻越來越難翻轉人生。「無殼鍋牛（Generation rent，即租屋世代)」之問題，益加地嚴重。過去在營造業從事體力工作的原住民勞工，在「低房價」的時代裡，一度能以穩定收入棲身在都市購屋、改善其家庭生活；然時至今日，物換星移，許多原住民勞工卻面臨薪資停滯、工作不穩定與職災風險升高的困境，與過去形成強烈對比。這樣的轉變過程，常被簡化或誤認為外籍移工的引進過多所致。但若深入觀察，問題並非單一政策造成，而是勞動市場與資產結構長期失衡的結果。

當前台灣最嚴峻的結構性問題，在於勞動所得與資產價格的嚴重脫鉤。薪資成長有限，但房價的持續上升未止，致使多數依賴薪資維生的勞工階級難以累積資產，逐漸形成階級的「固化或僵化（rigidity）」。這種現象不僅影響到原住民族，許多閩、客等基層勞工，同樣面臨著低薪與高房價二者並存的雙重壓力。該差別僅在於，原住民族由於其歷史與教育資源的落差，處境往往更為不利。

外籍移工制度，原本是為了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但在缺乏完善配套的情況下，也可能對薪資形成壓力。當企業可以穩定取得相對低成本的人力時，提升薪資與改善勞動條件的「誘因（incentive）」自然降低; 長期下來，整體勞動市場容易陷入低薪的競爭，本地弱勢勞工尤其是首當其衝。

然而，該問題並不在於移工本身，而在於制度設計是否具備調節能力。據國際經驗顯示，新加坡透過外勞配額與徵費制度，提高企業使用外籍勞工的成本，以避免壓低本地薪資。參閱：以色列的案例，在引進外勞的同時，強化本勞技能與就業保障，確保外勞「屬於補充而非替代」的角色。

本外勞基本工資是否應適度區隔（segment），這已經成為無法迴避的政策課題。若缺乏調節機制，勢必持續壓抑本地基層勞工薪資。相較之下，台灣目前仍缺乏產業分級管理與薪資保護機制，也缺乏對弱勢勞工的有效支持。因此，未來政策應朝幾個方向調整：1.建立外籍勞工使用比例與成本調節機制、2. 強化本地勞工優先就業保障，並3. 透過制度設計，以避免薪資被結構性壓低。

同時，問題的解決不能只停留在勞動政策的推動，還必須處理房市結構。若房價持續上升不止時，即使薪資略有提升，也難以改善其生活條件。因此，抑制投機、增加可負擔住宅供給，讓勞動所得有機會轉化為資產，將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此外，職災保障與勞動權益也須同步的強化。當前許多基層勞工在發生意外後，仍面臨求償困難與制度不友善的問題，這部分勞動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皆應負起更積極的責任。

原住民勞工的處境，其實反映的是台灣整體社會的結構問題。當勞動價值一直被壓低，而資產價格卻持續上升，最終受影響的不會只是特定族群，而是整體社會的公平與穩定。因此，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不是「誰搶走了工作（who robbed the jobs）」，而是我們是否願意建立一個讓努力工作的人，也能累積或創建未來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