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驚人真相！非洲年輕國度卻由高齡統治者主導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非洲大陸擁有全球最年輕的人口結構，根據伊布拉欣基金會（Mo Ibrahim Foundation）研究，2020 年非洲的中位年齡僅 19.7 歲，遠低於其他大陸，61 歲之後的年長族群僅佔極少比例。超過一半人口在 35 歲以下，許多國家青年佔人口六成以上。然而，與此鮮明對比的是，許多非洲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卻多為 70 歲、80 歲甚至 90 歲的高齡者，他們透過各種方式延長統治年限。這種人口年齡與政治權力結構的落差，已成為非洲政治與社會的隱性危機。

年輕人口與未竟的人口紅利

非洲在 2020 年總人口已達 13 億，是全球人口成長最快的地區之一，預估到 2100 年將增至約 43 億。近 60％ 人口年齡低於 25 歲，15 至 34 歲人口接近 10 億，佔全球青年人口近四分之一。這樣的年齡結構理應帶來龐大的人口紅利，促進勞動力與創新能量。然而，教育資源不足、技能培訓落後與高失業率，讓年輕人潛力難以釋放。

以南非為例，青年失業率高達 55％；全非洲每年進入勞動市場的 1800 萬年輕人中，僅有約 300 萬能獲得正式工作。這種結構性失衡不僅造成經濟壓力，也正在侵蝕年輕人對制度的信心。許多年輕人認為，國家發展與自身努力之間的關聯正在斷裂，對未來的希望感逐漸減弱。人口的「年輕化」與機會的「稀缺化」同時存在，使得社會張力持續累積。

高齡統治者的長期執政與憲法操作

儘管人口結構偏向年輕，非洲的政治權力卻牢牢掌握在高齡領袖手中。2018 至 2021 年間的 28 場總統或總理選舉中，僅衣索比亞產生 50 歲以下領袖，其他多數當選者超過 60 歲，其中 11 位已年逾 70。赤道幾內亞總統特奧多羅·奧比昂·恩圭馬·姆巴索戈（Teodoro Obiang Nguema Mbasogo）82 歲，執政已超過 45 年；剛果總統丹尼斯·薩蘇·恩格索（Denis Sassou Nguesso）79 歲，掌權逾 40 年；納米比亞總統南戈洛·姆布姆巴（Nangolo Mbumba）83 歲，於 2024 年底接任；科特迪瓦的阿拉薩內·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82 歲仍在第四任期，喀麥隆的保羅·比亞（Paul Biya）更高齡 92 歲，可能執政至百歲。

部分領導人甚至透過修改憲法或創設新職務來延續權力。托戈總統福雷·納西賓貝（Faure Gnassingbé）在去年推動憲法修正，新增「部長理事會主席」職務，以繼續實質掌權，被外界批評為「憲政政變」。烏干達總統約威利·穆塞韋尼（Yoweri Museveni）則在 2017 年移除年齡限制，為多次連任掃清障礙。這些行動雖在形式上合法，但在實質上削弱了民主制度的輪替功能，使代際交替成為遙不可及的目標。

世代隔閡與政治風險

年輕人口與高齡統治者之間的鴻溝正影響著非洲的政治穩定。許多年輕人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政策制定之外，對政治領袖缺乏信任，也不認為現有體制能反映自己的需求。這種疏離感在一些國家引發抗議與示威。科特迪瓦曾因排除反對派領袖參選而爆發群眾抗議；托戈的憲法改革引發大規模示威並造成至少七人死亡。

長期執政還帶來接班風險。當領袖高齡且健康狀況惡化時，政權交接往往引發派系爭奪與政治動盪。例如津巴布韋的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在 89 歲高齡仍連任，最終於 2017 年被軍方推翻。對許多非洲國家而言，沒有明確且制度化的接班安排，意味著每一次政權交替都是一次高風險的權力遊戲。

民意、民主與信心危機

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2024 年度報告顯示，66％ 的非洲人偏好民主制度，反對一人專政、軍事統治與一黨制的比例均超過三分之二。然而，過去十年支持民主與選舉的比例下降了 7 至 8 個百分點，反對軍事政變的人數減少了 11 個百分點。

年輕世代雖在價值觀上認同民主，但實際投票率與政治參與度偏低，同時對民主運作的不滿比例高達 60％。部分原因在於，他們認為選舉並未帶來真正的政策變革，高齡統治者的長期執政反而讓民主淪為形式。若制度持續無法回應社會需求，民主本身的合法性將受到侵蝕，甚至被其他威權模式取代。

結語

非洲同時擁有世界上最年輕的人口與最年長的領袖，這種結構性矛盾不僅是人口數據的反差，更是政治現實的衝突。年輕世代在教育、就業與政治參與上的失落感，與高齡領袖長期掌權的現狀形成尖銳對立。若要避免人口紅利淪為社會負擔，非洲必須推動制度改革，保障代際輪替與民主監督，並為青年創造更多參與公共事務與實現經濟自立的機會。

唯有打破「年齡與權力的固化」，非洲才能釋放年輕人口的潛力，讓未來屬於占人口多數的青年，而不是永遠停留在過去世代的政治陰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