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擺脫「兩個中華」魔咒 大韓帝國邁向繁榮─朝鮮外交的兩手策略(上)

一、朝鮮王朝與兩個中華 –《清朝中華》與《朝鮮中華》

清朝商人在仁川集聚的現象始於1884年的「仁川口華商地界章程」。在這前一年，日朝以1876簽訂的「日朝修好條規」為基礎締結了「仁川港日本租界條約」。因此，清朝在上述的章程當中，是有意要牽制在仁川的日本商人。在1883年章程簽訂之前，清朝已經於該年底派遣了擔任領事事務的委員=李乃榮到仁川並常駐，以進行清朝居留地的整備。

「仁川口華商地界章程」的前文是由下列文字開始的：「中國將朝鮮視為一家，且通商不與其他國家相同」，並明確規定：朝鮮的華商享有優惠特權，其他國家不得援引。當時，甚至有規定：在仁川的中國居留民增加時，也允許他們在外國居留地內加以居住。

當時，朝鮮向中國進貢，朝鮮國王是中國皇帝所冊封的「屬國」。當然，這個「屬國」並非近代國際法中所指的屬國。朝鮮這個屬國是與中國具有絶對上下關係之《宗屬關係》，因為這個宗主國＝中國是以中國壓倒性的軍事力、經濟實力和獨一無二的中國皇帝權力為背景。但是，只要朝鮮遵守朝貢等被規定的儀式，那麼其內政和外交就被認為是「自主」的。換句話說，中國不干涉朝鮮的內政和外交。

但是，對於朝鮮而言，「中華」未必只有一個的。對於朝鮮而言，漢族的明朝中華是正統的，而清朝中華則被視為只是一時性的「暫時的中華」。因此，明朝滅亡後，朝鮮甚至在王宮內設立祭祀明朝皇帝的祭壇（大報壇），而由國王親自參拜。

在這種思想的背後，其實是朝鮮認為正確繼承明朝中華的制度和文化的，並不是清朝，而是朝鮮這個小中華（朝鮮中華）。但是，在現實的世界中，朝鮮的政治和外交的對象卻是清朝，因此朝鮮可以說處在如下兩個中華的當中：體現公共中華的清朝中華，以及自認為是繼承正統中華的朝鮮中華，

1882年所簽訂的「中國朝鮮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即是在這兩個中華之間被加以簽署的。起初，這個章程是基於朝鮮的要求的，朝鮮希望中國承認在中朝之間所進行的民間貿易。但是，1882年也是朝鮮與美國等西方列強簽訂條約而開始進行通商之年。因此，朝鮮擔心中國在自己國內的特別貿易特權會被日本與列強加以均霑。

為了緩解朝鮮的憂慮，清朝在這個章程的前文中明確表示「朝鮮長久以來一直是中國的藩封」，「這個章程是以中國對屬國加以優待之意圖而被締結的」，清朝試圖傳達章程與條約的是不同的。

前述的「仁川口華商地界章程」中，對於《與各個國家不同的華商特權》加以明確規定，可以說是基於上面的想法。對於清朝來說，與朝鮮的宗属關係是極其自明之事，中國是世界的中心是沒有可以懷疑的餘地，倒不如說這個前文是為了安撫《對於與西方列強關係之關係感到不安的朝鮮》而被加以書寫的。然而，與清朝的預期不同，由於列強想要根據國際法來理解中朝的宗属關係，後來，清朝就更強調了這個前文。「中國朝鮮商民水陸貿易章程」是基於中朝的上下關係而締結的，而在章程的實施過程中，中國的華商和「屬國」朝鮮的商民並不相同。

例如，允許朝鮮人在北京進行貿易，允許中國人在漢城（首爾）進行貿易，這是互相平等承認在內陸地區進行商業活動的條款，這個條款表面上看起來是對等的。然而，根據當時的情況，如果將《中國商人前往朝鮮》和《朝鮮商人前往中國》相比，前者是壓倒性地居多，因此在實際的運作上，並不是對等的，這個條款其實是為了華商訂定的條款。

從《認為對等是正常的西方現代觀點》來看，這樣的條款其實是很難相容的，但是從中朝關係的角度來看，卻是很自然的。剛好就在1882年章程簽訂之前，朝鮮爆發了「壬午軍亂」（這是支持大院君的儒生和反對高宗・閔氏政權的現代化政策之舊式軍隊進行的政變），高宗的親生父親大院君就被清朝擄走，漢城的治安就由約三千名清朝所指揮的兵力來維持。在這個時期，清朝中華的影響力就在朝鮮急劇地上升。

二、近代中朝關係的變遷

後來，東亞的國際局勢發生變化，清朝和朝鮮都開始對西洋的近代文明有更深入的了解。例如，在1884年，朝鮮發生了一場企圖現代化的政變，此即所謂的「甲申政變」，這個政變是由年輕的官僚（急進的開化派）所主導的。

領導甲申政變的金玉均與福澤諭吉親近、交好，他將日本的明治維新認為是朝鮮現代化的模範，並認為為了實現這一理想，必須從沉溺於舊體制的清朝當中獨立開來。甲申政變的政綱首先提出「廢止朝貢虛禮」，這就強烈地表明了：為了朝鮮的近代化，必須放棄宗屬關係，成為獨立的國家。儘管甲申政變失敗，但高宗・閔氏政權隨即為了抑制清朝等的影響力，而開始接近俄羅斯。

另一方面，清朝開始感到焦慮，因為他們認為朝鮮是「屬國」的事實是很難被歐美列強加以理解的。1885年11月，清朝任命袁世凱為「総理朝鮮通商交渉時宜」的頭銜，亦即負責統一管理朝鮮的貿易和談判事務，他就在漢城設置常駐辦事處。此外，對於歐美，他就將其頭銜英譯為「H.I.C. M. Resident」，這就好像是駐紮在英屬印度之藩王國的英國「Resident」的行為一般。

到目前為止，在中華世界當中，「屬國」的內政和外交是被認為是自主的，但在這個時候，因為採用了西洋一部分的近代做法，而宗屬關係就開始產生變化。「総理朝鮮通商交渉時宜」就是為了使中國在朝鮮的政策中扮演重要的作用而被設置的派出機關。

在經濟方面，從居留民的數量來看，日本的商人是遠多於華商，但在清朝的庇護下，華商的勢力卻是壓倒性地超過了日本商人。特別是在漢城允許華商交易，所以華商的勢力擴大到了漢城的繁華地區，他們不僅進行外國進口商品的零售業，還進入了朝鮮本土所產的零售業當中。漢城附近甚至有一個專屬於中國商人的居住地區。

在仁川，與日本人相比，中國的居留民是較少的，但廣東的華商所經營的公司=同順泰就活用華商的網絡對東亞的貿易而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在仁川由黑煉瓦所造出的清朝派出機關當中，有朝鮮最早的電信局，比日本更早地連接了漢城至仁川，這個電信局經由新義州而與中國本土保持聯繫。因此，居住在朝鮮的日本人要利用電報聯繫日本的時候，必須麻煩清朝，經過上海至長崎，才能送達到目的地。在商業經濟方面，華商不僅具有威勢壓倒過土生土長的朝鮮商人，還壓倒了新興的日本商人。

三、朝鮮外交的雙重標準

當宗主國的官員袁世凱常駐守漢城之後，對朝鮮來說，原本被認為在原則上是「自主」的內政和外交就變得更加困難實施。1887年，高宗根據朝鮮與歐美國家所簽訂的條約，任命了駐美以及駐英、德、俄、義、法的公使，以宣揚朝鮮是與歐美國家平等的獨立國家。

由於袁世凱希望向歐美展示宗屬關係，他就干涉此事，並在李鴻章的指示下，促使停止派遣公使。於是駐英、德、俄、義、法的公使之派遣就被取消。駐美公使朴定陽一行人好不容易抵達了華盛頓，向美國總統遞交了國書，但由於中國駐美公使的掣肘，大約一年就返回本國。回國後，袁世凱對朴定陽進行了強力的批評，但高宗一直捍衛著他。

另一方面，當人們觀察這一個時期的朝鮮外交時，有一點是很有趣的，亦即朝鮮不僅以「自主」為盾牌對抗清朝（例如派遣駐美公使），還在適當的時機，也使用「屬國」牌。例如，當朝鮮政府面臨與日本和美國的外交問題時，就透過駐天津的使節和李鴻章商量，李鴻章就作為仲介而解決了與日本的爭端。例如在1889年的防穀令事件（亦即因日本商人受到朝鮮政府防穀令的損害而和朝鮮地方官發生衝突，而發展成最終由日本公使提出賠償金的要求的事件），朝鮮政府就依靠李鴻章和袁世凱的斡旋而解決了與日本的紛爭。最重要的是，在1894年的東學農民戰爭的鎮壓期間，朝鮮向清朝請求增援派兵。但因為這個結果，日清戰爭就走向不得不的發展局面。這些例子表明：朝鮮政府是基於宗屬關係的前提，而與清朝進行談判的。

在《清朝中華》和《朝鮮中華》這兩個中華的體系下，朝鮮有時把重點放在與西洋各國的對等關係上，與清朝中華保持距離，但有時又靠近清朝中華，利用宗屬關係來應對難局。但是，清朝中華一直未能成為朝鮮人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對象，這是因為朝鮮中華自覺自己是明朝中華的正統繼承者，而清朝中華本身則在與西洋近代的接觸當中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