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邦新(資訊界人士)
2025年4月9日,吹哨人莎拉·溫恩-威廉斯(Sarah Wynn-Williams),曾2011年至2017年擔任Facebook全球公共政策總監,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作證,指控Meta公司(旗下擁有Facebook、IG、Thread、Whtasapp)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長達十年。
其內容包括:
1. 客製審查工具,協助中共審查平台上關於中國、香港及台灣用戶的貼文內容。
2. 允許中共官員存取使用者資料(包含美國用戶),並刪除異議者帳戶
3. Meta的人工智慧(AI)語言模型Llama被用以協助中國開發AI工具DeepSeek。
4. Meta其下社群軟體從未進入中國,但Meta累計已從中國得到180億美金的利益。
5. Meta曾想從中國拉一條通訊電纜直連美國本土,形同在通訊結構上開一個後門,此案後來被美國國會否決。
此言論一出立刻引起國會震動,並以進入調查程序,Meta除了針對吹哨人大潑髒水,稍後也以正體中文發了篇嚴正聲明,純屬此地無銀三百兩。
臉書是台灣使用率最高的社群平台,總共有2020萬用戶,等於八成五的台灣人都有帳號,國人的個資與社交行為被中共看光光以外,臉書還可透過黑箱,壓制中共不喜歡的言論,刪掉中共不喜歡的帳號,推送認知戰資訊,也難怪國家安全局最新報告指出,僅2023年第一季就偵測到逾51萬則中國假訊息滲透台灣社群;臉書據此發大財,檢舉屬於虛設,而臉書境外公司的特性,台灣政府亦缺乏執法手段。
但台灣並非完全沒有對應方法,Meta與Google在台灣的廣告份額約400億,佔整個廣告市場約80%,雖比起中國平均每年給予18億美金(合約台幣540億)要少,但並非完全無籌碼,數發部之前也有成功要求臉書以實名制度刊登廣告,並成功的遏止各類詐騙廣告刊登。
面對上述挑戰,除了公民自發的提升資訊識讀以外,政府有什麼可以直接監管,或者輔助資訊辨認的方法呢?以下是幾個可行的方向
1. 首先是跟美國對於平台認知戰,建立快速的溝通管道,台灣政府管不了Meta,但應主動提供協助與事證,爭取調查範圍可包含台灣的安全損害。
2. 研議在美國提出訴訟,向Meta索取賠償。
3. 要求Meta的伺服器在台灣落地,台人資料需留在台灣,藉此納入屬地管轄,杜絕Meta以境外做為藉口。
4. 對內制訂數位平台相關法規
A、 明訂不得將台灣用戶個資提供給他國,除白名單以外。
B、 台人用戶的管理團隊,需位於台灣本島、以台灣人擔任(目前管理辦公室位於上海,由中國人擔任)
C、 以第三方單位受理不當審查與帳號停權。
D、 以第三方單位稽核演算法推薦與人為干涉觸擊率。
E、 以干涉平台之行為,定調Meta有管理平台之職責,免於祖克伯之前在美國聽證會以「Meta是開放平台,以100%言論自由而不干涉管制」之狡辯。
F、 Meta合作的事實查核平台,如有怠惰或登載錯誤,其責任由Meta一應承擔
G、 制訂不當侵權的賠償計算機制。
H、 如有違反法律,可對社群平台處以包含但不限於 1.高額罰款 2.特定期間停止一切廣告 3.暫停營運之處分
共產黨一貫以來擅長的認知戰與心理戰,致使現在民主政體面臨著「以民主顛覆民主」「已自由壓迫自由」的詭異現象,老實說也不得不佩服新軸心國對於人性弱點的透徹;在此大環境下,社群平台已經不是單純的商業組織,而是國安與灰色作戰必爭之地,這不只是政府的責任,也是現代公民必備素養的一環。自由與管制在某些程度上是抵觸的,但此時此刻,唯有管制可以讓我們不會失去自由。
本文僅代表作者立場,不代表本平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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