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儒家，重新出發—從文明自我批判、兼容西學到華夏文明的再生 圖文: 蔡篤堅 2026年，兩位華人數學家王虹（Hong Wang）與鄧宇（Yu Deng）同獲菲爾茲獎，再次引發華人世界對教育、科學與創造力的討論。然而，我們真正應該追問的，也許不是「華人什麼時候能得到更多諾貝爾獎或菲爾茲獎」，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的文明，能不能培養出敢於否定老師、挑戰權威、推翻既有典範，甚至證明自己昨天是錯的知識人？這個問題，比任何世界大學排名都重要。 因為一個文明真正的創造力，並不在於它擁有多少經典，而在於它是否允許後人批判經典；不在於出了多少大師，而在於學生能不能超越大師；不在於歷史有五千年還是三千年，而在於古老文明能不能不斷產生新的思想、新的制度與新的生活方式。因此，今天如果要談「華夏文明的偉大復興」，第一步恐怕不是歌頌華夏文明，而是要有勇氣批判華夏文明。而第一個必須重新檢驗的，正是儒家。 一、真正的文明復興，從批判自己的傳統開始人 批判儒家，並不等於否定孔子。恰恰相反，真正尊重孔子，可能正是恢復孔子所處的那個百家爭鳴時代。春秋戰國並不是一個只有儒家的世界。儒、墨、道、法、名、陰陽以及各種思想傳統相互競逐；孔子不是不可挑戰的聖人，而是眾多思想者之一；孟子必須辯論，莊子可以嘲諷儒者，墨家可以直接挑戰儒家的禮樂與厚葬。 那是一個思想仍然具有野性的時代，問題出現在後來。隨著帝國體制逐步建立，思想與政治權力開始形成新的關係。到了後世，尤其科舉制度成熟之後，儒家經典不只是修養資源，也成為進入官僚體系的重要知識門檻。宋代以後，以經典教育和科舉選拔為基礎的士大夫官僚體制更加成熟；科舉確實創造了一套相對理性的人才甄選機制，甚至打破部分世襲貴族對政治的壟斷，但它同時也可能使「讀書—考試—入仕—服務國家」成為知識人的主要生命路徑。相關歷史研究也指出，進士資格是進入士大夫官僚階層的重要通道，而考試核心正是文學能力與儒家經典。這是儒家最大的歷史成就之一，也埋下了它最大的制度性困境：知識逐漸與權力結盟。 當知識最重要的用途是進入體制，讀書人最重要的能力便可能不再是提出前人從未提出的問題，而是正確理解經典；不是推翻既有典範，而是熟悉典章制度；不是挑戰老師，而是尊師重道；不是建立新的世界觀，而是證明自己掌握正統。於是，「學問」與「師承」、「道統」、「名位」逐漸糾纏。這正是今天重新批判儒家的意義。我們要批判的不是仁、義、禮、智，也不是孝悌忠恕本身，而是當一套倫理思想被制度化、權威化、正統化之後，是否逐漸失去了讓自己被批判的能力。 二、我們缺少的不是聰明人，而是「批判的傳統」 Karl Popper 在討論前蘇格拉底哲學時，提出一個極有啟發性的觀點。他真正重視的，不只是泰利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究竟提出了哪些正確理論，而是他們建立了一種新的知識傳統：老師提出理論，學生不是保存老師的理論，而是批判它、修改它，甚至推翻它。這就是 Popper 所強調的「批判討論的傳統」（tradition of critical discussion）。後來的研究也把這種由論證取代教條、讓主張接受批評的態度視為前蘇格拉底思想的重要突破。 這裡存在一個值得華人世界深思的文明差異。中國古代當然有辯論，有名家，有墨辯，有百家爭鳴，也有極其精緻的考證與義理傳統。因此，簡單說「中國沒有理性」既不公平，也不符合歷史。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把「批判前人」制度化成知識進步的正常機制？ 一個學生公開證明老師錯了，我們首先想到的是「青出於藍」，還是「不敬師長」？一個年輕教授挑戰學界前輩，我們首先問的是「他的證據是什麼」，還是「他是哪一派、跟誰的、懂不懂規矩」？一個學者批評自己的國家、政黨、學校、宗教或文化傳統，我們首先判斷的是他的論證，還是先判斷他的立場？這些問題，才真正決定一個社會能不能產生原創思想。 三、儒家的問題，不只是儒家，而是「師承型文明」 我自己近年閱讀不同版本的《易經》，有一個愈來愈強烈的感受：理解古典最危險的方法，就是先決定自己屬於哪一派。因為一旦先有師承，再讀經典，很容易變成從老師的眼睛閱讀古人。近幾十年的出土文獻更提醒我們：我們今天熟悉的「經典」，本身就是漫長歷史流變的產物。 1973年馬王堆出土兩種帛書《老子》，1993年郭店楚簡又出現更早的《老子》材料。帛書本的「德經」在前、「道經」在後，與後來通行本不同；不同出土本在章次、文字與篇章結構上也存在差異。學界因此更傾向把《老子》理解為經歷長期編纂、傳抄與思想演變的文本，而不是把今天的八十一章通行本簡單視為某位作者一次完成、兩千多年未變的原典。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談「歷代傳抄、編纂與詮釋改變了《老子》」，卻不宜沒有證據便斷言某一政權「蓄意竄改《老子》欺騙後世」。這個區別本身，就是批判思考。批判不是把一個權威換成另一個權威，而是連自己最喜歡的說法也願意接受證據檢驗。這才是我們真正需要建立的新文化。 四、不是打倒孔家店，而是把孔子重新放回百家爭鳴 五四運動曾經猛烈批判儒家。那場批判有其歷史必要性，但今天再走一次「全盤西化」或「打倒孔家店」，已經不足以回答二十一世紀的問題。因為百年之後回頭看，西方現代性本身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從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到工業革命，西方建立了現代科學、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法治國家與專業分工；船堅炮利之後，是工業大量生產、殖民擴張、兩次世界大戰，再到資訊革命與今天的人工智慧革命。這是一部令人驚嘆的創造史，也是一部充滿戰爭、殖民、剝削與環境代價的歷史。所以我們既不需要重新建立「中國中心論」，也不需要永遠生活在「歐洲中心論」之中。真正值得追求的是後中心的文明觀。不是問哪一個文明才是世界中心，而是問：每一個文明能為人類下一階段的共同生活提供什麼？ 五、我們需要的不是「反西方」，而是把西學學到底 過去一百多年華人社會最大的誤解之一，是把「西學」理解成西方的成果，而沒有充分學到西方產生這些成果的方法。我們買機器、蓋大學、建立實驗室、學MBA、設科技園區、追逐SCI、SSCI與世界排名，現在又投入半導體、算力與AI，可是這些仍然可能只是「器」。 晚清面對的是船堅炮利，今天面對的是晶片、GPU、模型與算力。船堅炮利是一時的，算力也是一時的。真正重要的，是一個文明拿到這些工具之後，究竟能創造什麼。如果沒有思想自由，GPU再多也可能只是替別人訓練模型；如果沒有批判文化，大學經費再多也可能只是製造更多論文；如果沒有制度性的異議空間，最聰明的人最後仍然學會察言觀色。 所以我們真正需要向西方學習的，不只是science，而是science背後的制度文明：容許反駁、公開論證、同儕批評、權力制衡、學術自由、專業自治、法治以及公共討論。哈伯瑪斯所理解的公共領域，正是公民能對公共事務進行理性批判討論，使政治權威必須面對公共論證的空間，這也是AI時代最珍貴的能力。因為當AI能夠提供答案之後，人類最重要的能力反而變成：誰有勇氣問不一樣的問題？ 六、名古屋大學真正值得學習的，不是諾貝爾獎 因此，「有勇氣的知識人」這句話格外重要。名古屋大學2000年制定的《學術憲章》明確提出，大學應透過重視自主性的教育，培養具有「邏輯思考力與想像力的勇氣ある知識人」。英文官方版本將之表述為具有 intellectual courage, the power of rational thought, and imagination 的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同時主張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應共同進入教育視野，使「人性與科學」得到協調發展。所以我們真正應該向名古屋學習的，從來不是「如何複製八個諾貝爾獎」。真正值得追問的是：如何建立一個讓異端活得下去的制度？大學最珍貴的資產不是大樓，不是排名，甚至不是明星教授。而是有沒有一個年輕人，可以站起來告訴院士：「我不同意。」然後院士回答：「很好。證明給我看。」這短短幾句話，就是創新文明的起點。 七、但批判儒家之後，我們仍然需要回到孔孟老莊 這裡出現了一個看似矛盾、其實極為重要的轉折。我們批判儒家，並不是為了離開華夏文明；恰恰相反，是為了重新進入華夏文明。因為當帝國正統、科舉制度、門派師承與後世註疏一層層被剝開之後，我們可能重新看到先秦思想最令人驚異的部分。孔子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孟子的民本思想；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的齊物；《易經》從陰陽消長理解變化；《黃帝內經》把人的生命置於天地、四時與環境關係中理解。它們未必是現代科學，但其中蘊藏著一種現代科技文明正在重新尋找的關係性世界觀。人不是孤立的個體，生命不是一部可以無限替換零件的機器，社會不是只有GDP，市場不是人生唯一的價值尺度，自然更不是等待人類無限開採的資源庫。在氣候危機、超高齡社會、AI治理、生物科技與全球不平等同時到來的今天，這些古老問題反而重新變得前衛。 八、真正的新儒家，首先必須允許「非儒家」 這也是我對當代新儒家的期待。二十世紀的新儒家其實已經做過重要嘗試。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並非單純復古，而曾積極思考儒學如何面對民主、科學與現代性；相關研究也指出，他們甚至把民主理解為儒學在現代必須完成的發展。這個工作今天必須再往前走一步，下一階段的華夏文明不能只是「新儒家」，它必須能容納：儒家、道家、墨家、佛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思想、原住民族世界觀、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理論、生態思想、科學實證傳統與AI文明。因為一個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明，不怕異端。只有失去自信的文明，才需要正統。 九、從「中體西用」走向「學通中西、道貫古今」 因此，我們需要超越十九世紀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西方不能只是「用」。批判理性、民主、法治、人權、科學方法與權力制衡，不是可以隨意安裝在儒家帝國作業系統上的外掛程式，而是經過數百年思想衝突與制度演化形成的文明成果。同樣地，中華文明也不能只是「體」，孔孟老莊、《易經》、《黃帝內經》如果只是供奉在文化神壇上的經典，同樣沒有生命。它們必須重新接受科學、歷史、考古、比較文明與現代倫理的檢驗。所以真正的方向應該是：西學不是拿來用，而是拿來與我們彼此改造；華夏文明不是拿來拜，而是拿來重新創造。這才可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學通中西，道貫古今。 十、從天地人重新思考AI文明 這也正是AI時代給華夏文明前所未有的機會。過去兩百年，現代文明主要圍繞「人如何征服自然」展開。下一個文明問題則可能是：人、人工智慧與自然如何共同存在？這時，「天地人」就不再只是古典哲學語彙，而可能成為重新思考科技文明的重要起點。天，可以理解為超越個人的自然與宇宙秩序；地，是我們共同依存的生態環境；人，是具有尊嚴、情感、關係、歷史與責任的生命；而AI，則是人類第一次創造出可能深刻介入三者關係的新型智能系統。所以AI倫理不能只有「安全」、「隱私」與「問責」，它最後必須回答一個文明問題：我們究竟希望AI幫助人類成為什麼樣的人？ 十一、華夏文明的復興，不等於任何政權、國家或統獨論述 這一點尤其需要說清楚，華夏文明不屬於任何一個政權。它不應被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能被任何政黨、民族主義或統獨立場壟斷。孔子、老子、《易經》、漢字、唐詩、宋詞、佛教中國化以及數千年累積的生活倫理與知識傳統，是跨越現代國界的文明遺產。臺灣保存了其中一部分，中國大陸保存了其中一部分，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世界各地華人社群，也都保存並重新創造了不同部分。日本、韓國、越南甚至早已把其中許多元素轉化成自己的文明資產。因此，「華夏文明復興」如果最後變成政治統一的代名詞，反而把一個幾千年的文明縮小成一百年的政治問題。文明比國家長，文化比政權大：我們真正需要復興的，不是哪一個王朝想像，而是一個重新具有創造力、包容力、自我批判能力與世界責任的文明。 十二、臺灣可能扮演什麼角色？ 臺灣真正珍貴之處，恰恰在它沒有能力成為新的文明帝國。它很小；但正因為小，它可以成為文明的交會點。臺灣同時承接了華夏傳統、日本殖民現代性、戰後美國影響、自由民主、原住民族文化、閩南與客家社會、佛教與基督宗教，以及全球化、科技產業與公民社會。這些歷史並不總是和諧，甚至充滿衝突。然而，文明創造往往就發生在衝突的邊界。因此臺灣真正可以提出的，不應只是「我們比誰民主」，也不是「我們才保存真正中華文化」。而是一個更謙遜也更宏大的命題：能不能在臺灣建立一個允許不同文明彼此批判、彼此學習、彼此轉化的實驗場？這也正是我們面對亞洲、東南亞乃至全球合作時，可以提供的價值。不是輸出一套「臺灣模式」，而是共同創造。 十三、下一場文明運動：培養「有勇氣的知識人」 因此，未來真正重要的工作，必須從教育開始。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會考試的學生，而是敢問老師問題的學生；不是更多追逐論文點數的教授，而是願意用十年、二十年追問一個真正重要問題的學者；不是更多引用西方大師的人，而是能與西方大師平等辯論的人；也不是更多歌頌中華文化的人，而是敢指出自己文明缺陷、又願意花一生修補它的人。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教育下一代：沒有任何思想不可批判。包括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儒家、道家、宗教，也包括科學與人工智慧，甚至包括我們自己。批判不是摧毀共同體，而是使共同體具有修正錯誤的能力。這正是 Popper 的批判理性與哈伯瑪斯的公共討論，可以與華夏傳統重新相遇的地方。 結語：真正的復興，是重新允許下一代超越我們 文藝復興從來不是某一天宣布開始的，文明的改變以百年計。它需要一代人重新發現古典，另一代人翻譯、批判、實驗，再由後面無數世代把思想轉化成科學、藝術、制度與生活方式。因此，今天談華夏文明復興，我們最不需要的就是急著宣布「復興已經完成」。 真正值得做的，是種下一片可以讓思想自由生長的森林。在這片森林裡，孔子不是神主牌，而是一位可以重新對話的老師；老子不是權威，而是一位等待重新閱讀的思想家；西方不是敵人，也不是唯一老師，而是幾千年人類文明共同探索中的重要同行者。我們既不必回到古代，也不必成為西方。我們應該做的，是站在今天，瞭望古今、統合中西，而不臣服於任何中心。 從儒家的仁與責任，道家的自然與無執，佛教的慈悲與緣起，原住民族對土地與生命共同體的理解，到希臘的批判理性、啟蒙的人權、現代科學的可證偽精神、民主制度的權力制衡，再到當代對永續、普惠與人工智慧倫理的反思——這些都不必互相消滅，它們可以在下一個文明階段重新組合。那將不是「東方戰勝西方」，也不是「中國取代美國」。因為如果我們仍然只想著誰取代誰，我們其實還沒有離開帝國文明的思維。真正值得期待的是：一個文明終於學會不需要中心。 一個知識人可以尊敬老師而超越老師，熱愛自己的文化而批判自己的文化，學習西方而不臣服西方，擁有科技而不被科技支配，擁有權力而願意接受制衡。到了那一天，「華夏文明的復興」才不再是一句民族主義口號。它會成為華夏文明重新對人類提出的一份邀請：讓我們共同建立一個可以彼此批判而不彼此消滅、可以保存差異而仍然形成共識、可以發展科技而不犧牲人性、可以追求繁榮而與天地萬物共生的世界。而這一切的起點，或許只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我們是否有勇氣，讓下一代證明我們是錯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真正的文明復興，才剛剛開始。 本文作者:蔡篤堅

以傾聽生命故事為起點的健康實踐 圖文: 蔡篤堅 從「治病」之外，重新理解健康 臺灣進入超高齡社會之後，我們很容易把健康問題理解成一組愈來愈龐大的數字：多少高齡人口、多少慢性病、多少失智、需要多少醫師、多少病床、多少長照人力。2026年初，臺灣65歲以上人口已達467萬人，占總人口20.06%；到了今年7月底更已超過477萬人，占20.5%。國發會推估，到2070年，65歲以上人口將占46.5%，接近每兩個人就有一位高齡者。 可是，如果高齡社會的健康政策只有「生病以後找誰治療」，我們恐怕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人在還沒有生病、病後復原、與慢性疾病共存，甚至走向生命最後階段的漫長時間裡，究竟靠什麼維持健康？答案不只是藥物、運動、飲食與醫療，也包括一個看似離醫學很遠、其實與健康極為接近的能力：是否有人願意真正傾聽你的聲音，而你是否也能在訴說中，重新理解自己走過的一生，並賦予它屬於自己的意義。 沒有預設，才有真正的傾聽 口述歷史最重要的，不是「問對問題」，而是暫時不要替別人決定答案。一般訪談往往是有目的的。醫師問病人：「哪裡痛？多久了？有沒有發燒？」研究者問：「你是否同意這項政策？」媒體問：「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這些問題都沒有錯，但問題本身往往已經替對方切割了世界。 長久以來我所嘗試建立的口述歷史方法，恰恰反過來：訪談者先把自己原有的答案放下來。不是沒有知識，而是不要讓知識太快成為框架。「無預設」的訪談不是冷漠，而是在一開始甚至不要假定「我跟你有同樣感受」、不要急著說「我了解你」，更不要要求對方同意我的價值判斷。訪談者應承認，每個人都有根據自己生命經驗所形成的一套內在邏輯，盡可能讓他把情感、事件與意義自己連接起來。因此，一場好的口述歷史訪談，不是問卷，也不是心理治療，更不是審問。它比較像是兩個人共同打開一個空間：我暫時不告訴你應該成為什麼人，你也不必回答我想聽的答案，你可以從自己的地方開始。 疾病只是生命的部分，故事讓我們看見完整的人 人的經驗並不是一發生就自動成為「知識」。外界刺激先形成情緒、感覺與知覺，其中某些經驗累積成情感，經過理解，再逐漸形成知識、自我認同、敘事與故事。這個故事又同時連結一個人的家庭、機構、社會與歷史。 我的口述歷史課程一直用「情感—了解—知識」來描述這個過程，也把研究者定位為知識生產的「催化劑」，而不是替受訪者宣布真理的人。所以，一個老人說：「以前家裡很窮」，表面上只有七個字。再聽下去，也許會出現父親、母親、兄弟姐妹、戰爭、遷徙、飢餓、工作、婚姻、第一次存到錢、第一次買房子，以及他現在為什麼捨不得丟東西。醫學可能把「捨不得丟東西」看成行為問題，家人可能嫌他固執。可是當生命故事展開以後，那個行為突然有了歷史，這就是口述歷史與一般病史詢問最大的差別。症狀問的是：「你出了什麼問題？」沒有預設的口述歷史問的是：「你究竟是怎樣走到今天？」而後一個問題，常常才是理解前一個問題的入口。 從玉里經驗理解真正的「賦能」 「賦能」這個觀念不是坐在書房裡想出來的。早年接觸玉里精神醫療與社區精神復健時，我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過去被認為需要長期收容的慢性重症精神病患，如果只從「缺陷」來看，很容易得到同一個結論：他不能工作、不能獨立、必須有人管理。可是當我們開始聽病人怎麼描述自己的疾病、生活與人際關係，問題就不再只是「他失去了什麼」，而開始問：他還有哪些能力可以發揮？ 患者敘事不只是幫助專業人員理解疾病，也使治療開始注意患者的「殘餘功能」，由此設計具有患者自主與賦權意義的處遇。在玉里，穩定下來的病友被支持進入社區工作。醫療人員不是只對社區說「請接納精神病人」，而是透過長期互動，讓商家、居民、病友與家屬彼此理解。結果，整個社區逐漸成為第二層次的「治療性社區」：患者能生活、工作、建立自信，社區也重新理解什麼叫做能力與正常。 更關鍵的是，去機構化若只是把病床關掉，是可能失敗的；真正的去機構化必須讓病人、家屬、社區與支持網絡彼此增能，而核心正是相信當事人仍然具有解決一部分自己問題的能力。我後來愈來愈理解：真正的健康專業，不只是替人解決問題，而是讓他重新相信自己仍然有能力處理生活。這與「最好的醫師是自己」，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從原住民部落學會：健康不能只從外面送進去 上個世紀末，政府投入大量資源改善山地醫療，但資源增加不必然代表彼此理解增加。有時候，一套從都市、醫院與專業角度認為「正確」的方案進入部落，甚至會製造新的衝突。後來屏東基督教醫院與學界合作，把口述歷史帶進部落，不是先告訴部落「你們有什麼健康問題」，而是先理解部落怎麼看自己。 原住民醫師也參與其中，逐漸形成由部落衛生體系與醫院合作、尊重地方文化與自主性的整合式醫療服務模式。口述歷史在此不再只是保存文化，而成為跨越文化藩籬、建立信任及進行社區健康營造的方法。後來甚至讓衛生所人員、社區發展協會幹部自己成為口述歷史訪談者。換句話說，專業者不再只是「衛教別人」，他開始聽。耆老也不只是政策的「服務對象」，他開始成為老師。在金峰鄉等地，部落歷史記憶的重建逐漸與健康生活、文化重建和社區自主連在一起。 其中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是飲酒問題。如果外來專業預設「原住民愛喝酒，所以要戒酒」，方案很容易變成道德規訓。但實際深入生活後，有人發現對一些人而言，酒並不是問題的起點，而可能是失落、生活挫折與受傷心靈的一個出口。這並不是為有害飲酒辯護，而是提醒我們：如果只消滅行為，不理解故事，問題常常會換一個形式回來。 當生命敘事成為健康的一部分 「口述歷史」不是一種經醫學核准的治療，不能說做口述歷史就會降血壓、治療癌症或延長壽命。但與它相鄰的「生命回顧」（life review）、「回憶治療」（reminiscence therapy）與敘事醫學研究，已經累積不少值得注意的實證。2023年的一項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納入32項研究、2,353位老人，發現生命回顧與回憶介入與較好的生活品質及生活滿意度相關。另一項生命回顧的系統性回顧顯示，其對老人憂鬱、無望感與幸福感可能有正向效果，但不同結果的證據強度並不完全一致，仍需更多長期研究。2024年的整合性回顧涵蓋1974至2023年的131篇研究，也認為生命回顧在部分高齡族群中，對生活滿意度、憂鬱症狀、創傷後壓力以及認知退化者具有一定短期效益，但效果可以維持多久仍不確定。 更新研究甚至顯示，在不同形式的回憶介入中，敘事取向對老人憂鬱症狀與生活滿意度的效果值得進一步關注。這些研究不能直接證明「口述歷史有療效」，但至少支持了一件事：整理生命、重新理解自己、把經驗說給另一個人聽，並不是健康之外無關緊要的活動。2025年的敘事醫學系統性回顧，從患者與照顧者角度分析42項研究，也發現敘事醫學對疾病經驗與福祉多有正向影響，同時能讓原本容易被醫療體系忽略的需求與困難被看見。 最珍貴的地方，恰恰在於它不是治療 「沒有預設的口述歷史」最珍貴的地方，恰恰在於它不是治療。因為一旦我們告訴一位老人：「現在我要替你做回憶治療」，關係已經改變了。他成為患者，我成為治療者；我已經預設他有一個需要改善的問題。但如果我只是坐在旁邊問：「你小時候住在哪裡？」「家裡誰最疼你？」「第一次工作是什麼？」「你這一輩子最得意的是什麼？」「有什麼事情，到現在還沒有人真正問過你？」這就完全不一樣。後者把一個「被照顧的人」，重新變成一個有歷史的人。 這對高齡社會尤其重要，因為我們很容易讓老人失去身分。原來是老師，住進機構以後變成「王伯伯305床」；原來養大五個孩子、經營一家公司，失智以後變成「MMSE 18分」；原來走過戰後貧困、戒嚴、經濟起飛、民主化與家庭三代變遷，最後只剩下健保卡上的診斷碼。醫療不只是延續生命，也應看見一個人走過的人生；唯有如此，照顧才能完整。 從「處方」進入「生命」 WHO現在對健康老化的定義，也已經遠遠超過「沒有疾病」。健康老化是維持一個人可以做他所重視事情的「功能能力」，其中包括滿足基本需要、學習與決策、行動、維持關係，以及繼續對社會有所貢獻；而這些能力不只來自身體，也受到家庭、社區、人際關係與整體生活環境影響。 這與口述歷史非常接近。因為一個人要維持功能能力，首先必須還有「我是誰」以及「我為什麼要繼續做這件事」的感覺。醫師可以告訴老人每天走三千步，但他為什麼要走？若訪談之後才知道，他年輕時每天牽太太從市場走回家，太太去世以後便再也不想出門，那麼真正的健康介入也許不是再發一張運動衛教單，而是找一個人陪他重新走那條路，這便從「處方」進入了「生命」。 少子化之後，我們還要面對「關係的營養不良」 WHO在2025年把「社會連結」正式提升到全球公共衛生的重要位置。 最新資料指出，全球約六分之一人口正在經歷孤獨；老人約11.8%感到孤獨，而且約四分之一高齡者處於社會隔離。社會孤立與孤獨不只是情緒問題，還與較差的身心健康、生活品質及死亡風險相關。 這件事情在少子化臺灣尤其嚴重。一個八十五歲老人過去可能有六個子女、二十個親戚住在同一個聚落。未來一個八十五歲老人，很可能只有一個住在外地的孩子。於是健康政策必須開始處理一種新型態的營養不良：關係的營養不良。而口述歷史正可以成為一種低成本、卻高度人性化的「社會連結技術」。 每個社區，都應該有一張說故事的桌子 WHO提出社會連結策略時，也不只談醫療，而特別強調社區團體、支持網絡、友伴關係，以及圖書館、公園、交通等「社會基礎設施」。因此，未來每個社區健康據點，除了量血壓、做運動、共餐，都應該有一張桌子是用來說故事的。每一個社區，都可以成立「生命故事健康站」。 這不需要很大的預算，只需要訓練一些人學會不急著說話。退休醫師、護理師、老師、大學生、社區志工、年輕人，都可以學習基本的開放式口述歷史技巧。不必先準備「十大問題」，從一張老照片、一首歌、一個地名、一件工具、一頓飯開始就好。讓長者談兒時、工作、婚姻、戰爭、遷徙、疾病、失敗、愛情、信仰、技藝與人生最重要的選擇，最後形成照片、錄音、文字、家庭史、社區史與數位生命故事。 口述歷史的成果，是重新連結彼此 重要的甚至未必是完成一本書。真正重要的是過程中：老人重新被需要；青年重新理解老人；家屬開始發現父母不是只有需要照顧；醫護人員知道疾病背後是什麼樣的人；社區則慢慢發現自己並不是一群住在同一個地方的陌生人，而是一個共享記憶的共同體。 過去陽明大學學生進入東華里參與口述與社區健康工作，不只是增加資料蒐集，更讓學生學習如何尊重不同生命經驗、理解土地與歷史，同時促成更多社區資源整合。所以口述歷史的成果，不只是一冊書，而是重新連結彼此。 最好的社區健康營造，是讓每個人重新成為老師 臺灣有一整代非常優秀的退休醫師、護理師與各行各業專業者正在進入社區，如果我們只問他們需要多少長照服務，是巨大的浪費。一個八十歲的外科醫師，不一定還能開刀，但可以告訴年輕醫師四十年來最重要的臨床判斷是怎麼學會的。一個退休助產士可能接過幾千個孩子，她保存的是教科書從未記錄的女性身體知識。一個農夫知道土地四十年的氣候變化；一位家庭主婦知道整個家族如何從貧困走向中產。這些不僅只是「老人回憶」，那是臺灣最龐大的生命知識庫。 我過去的口述歷史方法一直強調：「人人都是哲學家。」一個人的故事不只包含個人經驗，也承載家庭、機構、社會與歷史不同層次的情感與知識；口述歷史做的，是協助受訪者把這些零碎經驗重新形成較完整的故事。而我甚至曾在方法課裡對學生說：一個真正成功的訪談，好像訪談者自己也接受了一次心理治療。因為當你認真理解另一個人的生命為什麼會形成今天的樣子，你也會突然發現，自己以為理所當然的人生，其實同樣獨特。所以口述歷史從來不是單向「關懷老人」，老人也在療癒年輕人。 從照顧服務網絡，走向生命關係網絡 臺灣今年正式啟動長照3.0，政策提出「健康老化、在地老化、安寧善終」，並進一步強調居家、社區、機構、醫療與社福的整合。方向是對的，但如果要真正面對未來三、四十年的臺灣，我認為還必須增加一個層次：從照顧服務網絡，走向生命關係網絡。 未來的社區健康據點，不應只有C據點、日照中心、居家護理與失智服務，還可以有生命故事工作坊、跨世代訪談、退休專業者口述史、疾病經驗分享、照顧者故事、社區共同記憶地圖，以及臨終生命回顧。這些工作成本不高，也不能取代正式醫療與心理治療，但它做的是醫療設備做不到的事情：把一個人重新接回自己的生命，也把一個人重新接回別人。WHO現在說，健康的核心能力之一，就是能建立與維持關係，並持續對社會做出貢獻。從這個角度看，口述歷史其實就是健康老化的一種實踐形式。 當一個人開始說自己的故事 我們這個時代很喜歡分類。AI分類人，醫療分類疾病，政府分類人口，市場分類消費者。分類是有效率的，但人生恰恰是不容易分類的。從二二八家屬、原住民耆老、精神病友、安寧患者、災難現場與一代又一代醫療工作者的故事裡，我慢慢學到同一件事：真正的訪談，往往從放下「我已經了解你」的那一刻開始。 相反的，如果能暫時把預設放下，讓一個人從自己的生命出發，他常常會說出連自己以前都沒有整理過的事情。那個整理的過程未必治癒疾病，卻可能重新形成理解、關係、尊嚴、希望與行動能力；而這些，原本就是健康的一部分。所以，在超高齡與少子化之後的臺灣，我期待口述歷史不再只是歷史學者的工具。它可以是醫學教育，可以是社區營造，可以是家庭教育，可以是代間學習，也可以成為健康促進與善終準備的一部分。 空氣、陽光、水、飲食與運動維持我們的身體；而被傾聽、被理解、被記得，讓一個人感受到生命的意義，也知道自己始終與他人有所連結。一個健康的社區，不單取決於醫療設施的普及，而是當一個人願意傾訴自己的故事時，有人能不帶著預設，給予一場完整的陪伴。 本文作者:蔡篤堅

  臺北人工智慧倫理宣言 (Taipei Declaration on AI Ethics) 圖文: 蔡篤堅 人工智慧正在重新形塑人類理解世界、認識自己、彼此溝通與共同生活的方式。它不只是一場科技革命，更是一場文明、倫理與社會關係的深刻轉型。面對AI快速發展，我們不能只問：「AI能做什麼？」更應追問：「AI為誰而發展？服務何種價值？我們希望藉由AI創造什麼樣的人類未來？」 人工智慧源自人類文明長期累積的知識，不應由少數國家、企業、技術菁英或單一文化所定義。AI的未來，應建立在不同文明、宗教、民族、世代、性別、階層與生活經驗的相互理解之上，使科技進步成為促進人的尊嚴、社會正義、文化共生與地球永續的力量。 臺北位處東亞海洋文明交會之地。臺灣多元的歷史經驗提醒我們：文明不是彼此取代，而是在差異中交流、轉化與共生。因此，我們提出《臺北人工智慧倫理宣言》，從華夏文明出發，與世界古文明、宗教傳統、原住民族智慧，以及現代人權、民主、科學與永續理念對話，共同建立以人為本、以生命為念、以公義為準、以共生為道、以永續為志的人工智慧文明。 一、天人共生：以文明智慧引領科技 人工智慧應服務生命，而非使生命服從科技。 《易經》揭示世界在變化與關係中尋求平衡，《黃帝內經》則提醒我們，人的生命存在於身心、家庭、社會、自然與天地相互連結的整體之中。這種關係性的生命智慧，可以與世界古文明、宗教傳統及原住民族尊重土地、自然與世代傳承的智慧相互對話。 AI不應成為單一文明擴張的工具，而應成為文明相互理解的橋樑。人工智慧應尊重文化差異、語言多樣性、地方知識、傳統智慧與原住民族資料自主，促進人類、社會、自然與未來世代的共生。 二、慈悲公義：科技愈強，責任愈大 真正具有智慧的科技，不只是計算得更快，而是更能理解人的處境。 不同宗教與文明雖有不同傳統，卻共同重視慈悲、公義、尊嚴、責任、互助與共同善。AI不應判定何種信仰、文明或生活方式較為優越，而應保障每個人在不同文化與認同中追求尊嚴生活的權利。科技愈強大，對弱勢者的責任就應愈大。AI所創造的利益，不應只屬於掌握資料、算力與資本的人，更應關照兒童、高齡者、身心障礙者、經濟弱勢者、少數文化、原住民族及其他可能被科技排除的人群。 三、以史為鑑：讓多元價值成為創新的源頭 人工智慧可以預測未來，但資料記錄的是過去。 若缺乏歷史理解，AI可能將過去的偏見、歧視、不平等與權力結構，以演算法之名帶進未來。因此，AI的資料、模型與決策，應接受不同時代、文化、性別、階層與族群經驗的比較與檢視。我們必須追問：人類曾經犯過什麼錯？哪些制度造成傷害？哪些智慧曾幫助人類走出困境？歷史不是創新的束縛，而是創新的資源。AI應協助人類重新定義問題、拓展選項、激發想像並共同創造未來。 四、全程問責：讓每一個環節都可追溯 人工智慧倫理不能只要求使用者負責。 從資料取得、晶片與算力、模型訓練、投資研發、產品設計、生產部署、實際使用到系統退場，每一個參與者都應依其權力與影響承擔責任。我們主張AI的「全生命週期責任」：來源可知、資料可溯、風險可辨、決策可解、責任可問、傷害可救濟。重大公共利益及高風險應用，應建立人類監督、倫理影響評估、稽核、申訴、修正與退場機制；並將能源、水資源、碳排放、勞動、供應鏈、人權、社會公平與公司治理納入責任體系。沒有無責任的創新，也沒有以創新之名可以免除的倫理責任。 五、普惠共享：AI的進步應成為所有人的進步 人工智慧的價值，不在少數人擁有多強大的模型，而在多少人能因此活得更有尊嚴、更健康、更自由、更安全、更有希望。 普惠不只是人人「可以使用AI」，更意味不同教育、經濟、年齡、性別、身心狀況、語言、族群、文化與地域的人，都有能力理解、選擇、使用、質疑甚至拒絕AI。我們進一步倡議「旁通類情」：讓年輕人理解高齡者、城市理解偏鄉、多數理解少數，不同文化、宗教與族群得以看見彼此的生命經驗。AI最高的成就，不是取代人的智慧，而是擴大人類理解彼此的能力。 六、人機協力：賦能於人，而非取代人的主體性 人的價值不能被化約為資料，人的生命不能被化約為演算法。 AI可以分析、預測與建議，但攸關生命、尊嚴、權利與重大公共利益的最終責任，仍應由人與社會共同承擔。「AI決定」不能成為逃避責任的理由。AI應成為人的能力延伸：協助醫師理解病人、教師理解學生、政府理解人民、企業理解社會，也讓每個人更有能力照顧自己、理解他人與參與公共生活。 我們追求的不是 Human versus AI，而是：Human with AI, Humanity through AI，不是人與AI競爭，而是透過AI，使我們成為更完整的人。 七、世代永續：為尚未出生的人承擔責任 AI倫理不只處理今天的問題，也必須為未來負責。 今日建立的資料庫、演算法、能源設施、治理制度與文化偏見，都可能影響尚未出生的世代。因此，每一項重大AI決策都應追問：它是否耗損下一代所需要的資源？是否擴大不可逆的不平等？是否造成語言與文化消失？是否增加下一代選擇自己人生的可能？永續不是科技之外的附加條件，而應成為人工智慧創新的內在尺度。 八、全球共治：從臺北開啟文明對話 人工智慧沒有國界，其影響也超越單一政府、企業與世代。 我們倡議政府、產業、學術界、宗教界、公民社會、青年、原住民族與地方社群共同參與AI治理，推動不同國際規範之間的對話與互操作，同時避免單一文明、市場或科技強權壟斷AI未來。 臺北願意成為文明對話的平台，讓東方與西方、科技與人文、傳統與現代、全球與在地、信仰與科學、產業與社會在此相遇。我們期待AI不是讓世界更加單一，而是：讓差異被理解，讓弱者被看見，讓文化得以傳承，讓創新值得信任，讓科技接受問責，讓利益共同分享，讓文明共同繁榮。 結語：以AI成就人，而非以人成就AI 我們正站在人類文明新的轉折點。 AI或許可以知道更多、計算更快、生成更多答案，但文明真正珍貴的，不只是知道多少，而是知道什麼值得追求；不只是擁有力量，而是知道如何節制力量；不只是創造科技，而是決定我們希望成為什麼樣的人。因此，《臺北人工智慧倫理宣言》倡議： 以文明引導科技 以慈悲節制力量 以歷史啟迪創新 以透明建立信任 以公義確保問責 以普惠跨越差異 以共情連結彼此 以永續守護世代 讓人工智慧成為文明之間的橋樑，而非新的高牆；成為弱者能力的延伸，而非強者權力的放大；成為理解彼此的媒介，而非隔離彼此的演算法；成為守護地球與未來世代的共同智慧，而非消耗未來的工具。 從臺北出發，與世界同行。 讓人工智慧服務生命，讓科技進步成就人類，讓多元文明共同開創值得期待的未來。 本文作者:蔡篤堅

  從「治病」走向「賦能」：少子化、超高齡臺灣需要一場以社區為核心的健康革命 圖文: 蔡篤堅 臺灣真正需要面對的，恐怕已經不只是「高齡化」，而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少見的人口結構與生命經驗的巨大轉型。2025年底，臺灣65歲以上人口已達467萬人，占總人口20.06%，正式跨越「超高齡社會」門檻；同一年全年出生人口只有10萬7,812人，較前一年減少約20%。國發會最新人口推估更顯示，臺灣總人口可能由2024年的2,340萬人降至2070年的1,497萬人，而65歲以上人口占比則可能由19.2%上升至46.5%；屆時幾乎每兩個人就有一位是高齡者。 然而，若只把這件事理解成「老人愈來愈多、年輕人愈來愈少，因此需要更多醫院、更多醫師、更多長照床位」，我們可能從一開始就問錯了問題。真正應該問的是：當人類活得比歷史上任何時代都久，我們究竟要如何讓這些增加的歲月成為生命，而不只是醫療？ 一、長壽本身就是現代文明創造的新課題 人類今天面對的長壽，其實是一項極為晚近的文明成就。臺灣2024年平均壽命已達80.77歲，其中男性77.42歲、女性84.30歲。因此，高齡社會不應首先被理解成危機。能夠讓這麼多人活到八十、九十歲，本身就是公共衛生、營養、教育、經濟發展、醫療科技與社會制度共同累積的巨大成果。 問題在於：壽命延長之後，我們仍然沿用以急性疾病為中心所建立的二十世紀醫療制度。現代西醫最擅長的，是處理急性危機：感染、創傷、心肌梗塞、中風、癌症、外科急症以及各種可以被清楚診斷與介入的疾病。在這些領域，現代醫學的成就是無可取代的。但是一個八十歲的人真正面對的，往往不是單一疾病，而是高血壓、糖尿病、關節退化、肌少、睡眠、情緒、記憶、家庭關係、孤獨、經濟安全以及「我為什麼還要活下去」同時交織在一起。 這時候，再把人切割成心臟、腎臟、骨科、神經科、精神科分別處理，就很容易形成另一個問題：每一個器官都有人照顧，卻沒有人照顧完整的「人」。這也是WHO近年健康老化政策的重要轉變。WHO不再把「沒有疾病」當成健康老化的必要條件，而將健康老化界定為維持一個人能夠完成其所珍視事物的「功能能力」（functional ability）；關鍵是人的內在能力、生活環境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這個轉變非常重要，高齡政策的終點不應只是治療更多疾病，而是讓人即使帶著疾病，仍然可以生活。 二、從「醫師治療我」轉向「專業協助我照顧自己」 過去接受醫學教育時，我們經常被提醒：許多日常常見疾病本來就具有自限性，醫師很多時候所做的是觀察病程、排除危險、減輕症狀並支持患者度過疾病，而不是每一次都靠藥物「治癒」身體。「百分之八十的病自己會好」不宜當成適用於所有疾病的精確統計數字，但它背後提醒醫學生的觀念仍然值得保留：不要把人體本身的恢復能力全部算成醫療的功勞。因此，「最好的醫師是自己」也不應被理解成拒絕醫療，而應重新定義為：最好的醫療，是讓專業醫療成為人的自我照顧能力的支持者。 WHO的高齡整合照護（ICOPE）其實也朝相同方向發展。其核心不只是疾病診斷，而是認知、行動、營養、視聽能力、心理狀態等內在能力，並明確強調自我照顧與自我管理，讓長者及照顧者取得維護健康、管理疾病、預防併發症所需要的資訊、技能與工具。所以真正好的醫師，不只是「開對藥」的人。他還應該是一位老師、一位可信賴的顧問，以及病人遭遇生命困難時的同行者。同樣重要的是護理師、藥師、營養師、復健專業人員、心理專業人員、社工、照顧服務員，以及最了解患者日常生活的家人和朋友。因為疾病發生在身體裡，療癒卻發生在生活裡。 三、「藥就是毒」真正提醒我們的是醫療的謙卑 「藥就是毒」如果從藥理學角度嚴格來說當然過度簡化，但它包含一個非常重要的臨床倫理觀念：任何具有生理作用的治療，都可能同時帶來利益與傷害。醫療從來不是「有治療一定比沒治療好」，而是不斷衡量疾病本身的危險、治療效益、副作用、生活品質以及患者真正重視的價值。所以臨床倫理在許多時候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對高齡者尤其如此，八十歲的人若同時看五個專科，每一位醫師按照各自疾病指引增加一、兩種藥，最後很容易出現多重用藥。因此未來高齡醫療的重要能力之一，不只是「加藥」，還必須懂得在專業評估下減藥（deprescribing）與整合用藥。 保健食品也應採相同原則。不是所有保健食品都「沒有用」，例如明確營養缺乏時，特定營養補充當然可能具有醫療價值；但美國國家老化研究所提醒，健康均衡飲食仍是取得營養的首要方法，多數保健食品宣稱的效益證據有限，也可能與處方藥交互作用。所以真正合理的原則不是「什麼都不要吃」，而是：沒有明確需要，就不要因為恐懼而吃；沒有可靠證據，就不要因為廣告而吃；已經需要使用的藥物，也不要自行停藥，而應定期與醫師、藥師重新檢視它現在是否仍然必要。這才是高齡社會應有的醫療素養。 四、空氣、陽光、水、飲食、運動與睡眠，是最便宜的健康基礎建設 醫療很昂貴，健康本身卻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日常生活。乾淨的空氣、安全充足的飲水、適當日照、均衡飲食、規律睡眠、適量運動、人際互動與有意義的生活，看起來平凡，卻應該成為超高齡社會最基本的「健康基礎建設」。WHO建議成年人及高齡者維持規律身體活動；對行動能力較弱的高齡者，還特別強調平衡訓練以預防跌倒。這也是我近來學習太極拳之後特別深刻的體會。太極最有價值之處，未必需要用神秘的語言解釋。它讓人重新學習呼吸、重心、步態、平衡、肌肉放鬆、注意力以及身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現代研究其實已經逐漸證實其中一些效果。美國國家補充與整合健康中心整理的研究指出，太極對高齡者的平衡與跌倒預防具有實證支持；系統性回顧亦顯示，太極可能降低社區高齡者跌倒風險並改善平衡功能。 因此，太極不必被神化成包治百病的「仙丹」，反而應該把它還原成更珍貴的東西：一種讓人重新學習使用自己身體的方法。瑜伽、禪定、動禪、正念、散步、園藝、舞蹈乃至許多人迷上的長跑，在不同程度上也具有類似意義——讓注意力從外界重新回到呼吸、身體、節奏與當下。這些活動不能取代必要醫療，卻可以成為醫療之外維持功能與生活品質的重要力量。 五、少子化之後，最大的醫療資源其實可能就在社區 臺灣面對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機會。過去五、六十年來，臺灣培養出大量優秀醫師、護理師、藥師、公共衛生、醫務管理及其他專業人才。今天，其中相當多人已經退休或即將退休。我們習慣把退休理解成「離開生產體系」，其實這是一種工業社會的舊思維。一位七十五歲退休醫師，可能累積四、五十年的臨床經驗。他不一定還要每天開刀、值班或看一百個門診，但完全可以成為社區最珍貴的健康老師。 因此臺灣可以建立一套新的「高齡專業人才社區師資庫」。讓退休醫師、護理師、藥師、營養師、教師、工程師、企業經營者乃至各行各業職人，不再只是被定義成等待照顧的「老人」，而成為社區共同生活的老師。他們可以教慢性病管理、合理用藥、運動、飲食、照顧經驗、生命故事、親子關係、死亡準備，也可以陪伴年輕世代。如此，高齡人口便從國家的「扶養負擔」，轉化成臺灣最大的智慧資本與社會資本。 六、真正需要建設的是「十五分鐘健康生活圈」 少子化使我們不可能無限制增加醫療與長照人力。因此，未來不能只靠醫院與長照機構，而必須把健康能力重新放回社區。每一個社區都可以逐步形成一個十五分鐘可及的健康生活圈，包括公園、步道、活動中心、太極與運動團體、共餐、營養教育、健康量測、藥物諮詢、居家醫療、復健、心理支持、失智友善、照顧者支持以及安寧善終諮詢。真正的核心不是蓋多少硬體，而是建立人與人的連結。 這一點甚至已有愈來愈強的公共衛生證據。WHO 2025年社會連結委員會報告指出，全球約每四位高齡者就有一位面臨社會孤立，孤獨與社會隔離已經是不可忽視的健康問題。因此，朋友、鄰居、太極拳同學、社區老師、志工和共同吃飯的人，並不是醫療之外可有可無的點綴。人際關係本身就是健康資源，這正是「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健康營造」可以重新結合的地方。 七、醫院也必須從「治療機構」轉型成「健康賦能機構」 這並不是反醫療。恰恰相反，是要求醫療回到最需要專業的地方。急重症、癌症、感染、創傷、手術以及危及生命的疾病，應該迅速進入高品質醫療體系；重大處置若時間允許，可以取得第二意見。但是疾病穩定之後，醫療的目的應該逐步從「替病人做什麼」，轉變為「教病人如何重新生活」。 所以未來評估一家好醫院，不能只看床位、設備、手術量與論文，也應該問：它讓多少病人恢復了自我照顧能力？多少人成功回到家庭與社區？多少人減少不必要的藥物與住院？多少家庭照顧者得到支持？多少人在生命最後階段可以按照自己的價值善終？這也與臺灣2026年正式啟動的長照3.0方向相當一致。政府目前提出「健康老化、在地老化、安寧善終」，並強調醫療、長照與社福的連續性整合。下一步應該再往前走：從「照顧失能」進一步轉向「延緩失能、恢復能力與社區賦能」。 八、AI與智慧醫療的目的，不應是製造更多醫療 少子化之後，人力一定愈來愈珍貴。因此AI、穿戴裝置、遠距健康、電子病歷、智慧居家與健康資料平台真正的目的，不應該是讓每個人得到更多檢查、更多警報與更多醫療，而是協助專業人員把有限時間留給真正需要的人。科技可以負責長期趨勢監測、用藥提醒、跌倒風險、運動紀錄、遠距諮詢與資源媒合；真正的人則負責科技最難取代的部分——信任、判斷、陪伴、同理與生命價值的討論。這會形成一種新的分工：科技管理資訊，專業管理風險，社區維持關係，而每一個人重新成為自己健康的主體。 九、從「延長生命」走向「完成生命」 超高齡社會最後仍然必須回答死亡。如果我們只是讓人活得愈來愈久，卻愈來愈害怕死亡，那麼再先進的醫療也無法真正解決高齡社會的焦慮。身心靈健康之所以重要，就在這裡。 宗教、信仰、哲學、家庭、朋友、服務他人、藝術以及生命故事，都可能幫助人回答醫學回答不了的問題： 我這一生留下了什麼？ 我與誰相愛？ 誰記得我？ 我還能為別人做什麼？ 因此，高齡者不只是醫療與長照的接受者，更應該是故事的傳承者。 如果能把個人的生命經驗透過口述歷史、家庭記憶、社區史、數位典藏甚至AI保存下來，一個人的肉體生命雖然有限，他的經驗、價值與精神卻可以進入家庭與社會的集體記憶。這可能就是高齡社會更深一層的「健康」，不是永遠不生病，也不是追求不死，而是直到生命最後仍然具有關係、尊嚴、意義與選擇。 十、臺灣需要的不是更多老人政策，而是一個新的社會契約 國發會推估，到2070年臺灣65歲以上人口可能占46.5%，而工作年齡人口大幅減少。如果仍以「一群年輕人工作、繳稅、照顧另一群不工作的老人」作為制度想像，這個模式當然難以持續。所以我們必須重新定義年齡，六十五歲不再等於退休，八十歲不等於失能，一百歲也不必然等於臥床。未來的臺灣應該是一個可以終身學習、終身運動、終身參與、終身貢獻，同時在真正需要時得到醫療與照顧支持的社會。這需要一個新的社會契約：醫院負責救命，基層醫療負責長期信任，社區負責健康，家庭與朋友提供關係，科技提供工具，而每一個人為自己的生命負起可以承擔的責任。 如此一來，「最好的醫師是自己」就不再是一句反醫療的口號。它真正的意思是：最好的醫療，是讓一個人愈來愈有能力理解自己的身體，知道何時需要專業、何時可以等待，懂得運動、飲食、休息與調整生活，也知道如何與疾病共存、與他人互助，最後坦然面對生命的完成。 太極所教我們的，也許正是同一件事情。不是用力量征服身體，而是感受它；不是對抗每一次衰老，而是理解變化；不是幻想永遠沒有疾病，而是在變化之中重新找到平衡。空氣、陽光、水、均衡飲食、適度運動，加上可信任的人際關係；需要醫療時得到好的醫療，不需要時則讓生活回到生活。再透過太極、瑜伽、正念、禪修、散步、社群參與或每個人自己喜歡的方式，重新體會身體與世界的關係。 這或許才是少子化與超高齡臺灣最值得投資的健康政策。我們真正要建立的，不是一個讓老人等待被照顧的社會，而是一個每個人都能照顧自己、彼此照顧、持續貢獻，直到生命最後仍然具有尊嚴與意義的社會。當高齡者可以成為老師，社區成為健康的場域，醫療成為賦能的伙伴，而生命經驗得以進入集體記憶，高齡化就不必只是臺灣的負擔，它反而可能成為下一階段文明轉型的開始。 本文作者:蔡篤堅

災難的倖存者，往往能夠提醒我們災後復原與後續的防治之道；可是忽略這些信息的決策者作為，往往帶給後續社會更大的災難，這可說是錯誤政策導引下臺北捷運恐慌症惡性循環的主因。\n事件發生至今，不止北捷對於緊急災難的應變與疏導措施無能告知大眾，政府對於連續的過度恐慌，甚至造成民眾彼此誤傷的事件毫無對策。這樣的災後應對施政方針，與身受三刀鼓起勇氣大聲喝斥攻擊者得以倖存的陳家慧，事後仍不顧受傷的身心趕忙透過北捷以

以振興經濟自由市場為幌子，不管是服貿協定還是自經區的規劃，馬政府不斷地企圖利用海內外資金，將台灣歷史上有能力質疑威權殖民體制、鞏固社區與社會價值，進而引領台灣民主運動發展有重要貢獻的醫療護理乃至於社福專業，納入唯利是圖而缺乏民主素養的無良企業爪牙之下，鞏固台灣的威權政體。\n \n今日台灣，健保實施之後以挑撥分化的支付管理審查制度剝奪專業自主權，並勾結大企業的巨額獲利瓦解醫界自營生計的能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