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賄與檢察官的角色

隨著九合一選舉的逼近，候選人的競爭也趨於白熱化，而明明每次選舉時，各地檢署都會加緊查察賄選的工作，但買票行為卻從不曾間斷。這到底是檢方查賄不力，還是其他因素所造成，是必須審慎面對的課題。尤其是檢察官針對賄選的訴追，是否帶有選擇性致影響選情，也是民眾一直以來的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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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由於台灣地域不大，因此選區的劃分就趨於狹小，且如縣市議員選舉，由於採多數當選制，故只要候選人能拿到超過二、三萬的票數，幾乎就已篤定當選，如此的選舉制度，就已潛藏著買票的危機。尤其是同黨的候選人，為了避免同室操戈，更可以買票並輔以配票的方式，致讓同黨候選人全數當選。甚至如此次的九合一選舉，縣市議員候選人亦可向上連結縣市長候選人，向下連結鄉鎮長、里長候選人為聯合買票。如此的合縱連橫，不僅可營造「一人當選、團隊服務」的假象，候選人的行賄成本也因此降低，更使選民產生賄選金額遠高於其他候選人的錯覺。凡此種種，就已顯露出賄選的難以根除，實與台灣選舉制度與結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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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而候選人之所以願意花錢買票，還是在於當選後的有利可圖，不僅可以利用首長或議員身份，直接或間接的牟取龐大的公共工程利益，更可藉由此身份來掩護其非法事業，如採砂石、廢棄物處理、地下經濟等，因此，在所得利益遠高於犯罪成本下，賄選風氣自然難以消除。既然貪污與賄選具有相伴而生的關係，因此，解決賄選，自然也可解決部分貪污的問題，而欲解決賄選問題，雖然可以從加強訴追、加重刑罰、改革選舉制度與減少基層選舉等等，以增加犯罪成本的方式來著手，但一般民眾更須體認，若選民普遍仍願意收受賄款，而具有可收買性，則再多的制度改革與刑罰，恐都無法嚇阻賄選的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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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只是在目前的選舉制度與文化難於短期內翻轉下，就只能從增加行賄成本，即加強賄選的訴追來著手。而欲增加犯罪成本，首要當然在於刑罰是否有嚇阻效果，針對受賄的選民而言，由於屬三年以下的輕罪，即便被查獲，檢方亦多以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對待，而更可能的情況是，由於人數眾多，根本無從查起，所以針對賄選的訴追，基於資源的有限性，也只能針對行賄者。而針對賄選的樁腳而言，目前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其刑度為三到十年，不可謂不重，只是由於賄選的普遍存在性，在檢警機關人力有限下，是否被訴追乃繫於一種機率性，而因此產生僥倖心理，即便遭檢警查獲，但由於法條明文自白者，必須為減刑，若樁腳在自白的情況下，仍得以因此查獲候選人的共犯性，如此優待，尚無可厚非，但若其堅持只為個人行為，與候選人無關，則如此的對待，無疑的成為一個防制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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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若再加以審判時間的漫長，上述的重刑效果，實已無太大意義。而更糟的是，選舉行賄罪在審理時，面臨與貪污罪同樣的問題，即對價性與否的證明，但關於對價性與否，卻又是一個難以清楚界定的概念，如所謂政策買票、發放選舉文宣附帶原子筆等小飾物、免費請選民吃炒米粉、發走路工等等，是否具有對價性，目前在司法實務意見仍屬分歧，如此的結果，不僅使得相類似案件，在面臨不同檢察官時所可能產生的差別對待，而更增行為人的僥倖，同時在選舉過程中，也可能使候選人以此來質疑檢方辦案是否有政治考量，原本應屬中立的檢方，卻反而成為事主，而為已經惡質的選舉更添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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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檢察官當然不能以選舉已到，而停止犯罪案件的偵查與訴追，但於此期間，其任何的舉措勢必動見觀瞻，即便檢察官無此意，亦可能被候選人拿來為宣傳，這當然突顯出檢察權行使的矛盾。而會有如此的聯想與解讀，是否源於檢察權長久以來，於人民心目中即存有不夠客觀、中立的印象。若果如此，則對於選舉期間，檢察官被指為政治打手的惡名，恐非只能怪罪於輿論的誤解，反該是檢察體系的深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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