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道德發展來看政治人物

人常常在事情的取捨上就無法圓融，往往會有價值觀的衝突或是兩難的取捨。心理學家柯爾伯格(Kohlberg)透過了解人們在兩難困境如何取捨發展出道德發展理論。兩難的故事大致上為一個人沒什麼錢，而他妻子罹患絕症必須以某種昂貴到藥物醫治才能痊癒，為了取得該藥物這位先生需要偷取這藥物，其中一個思考問題就是假如我們是這位先生，我們會如何決擇，從抉擇的原因柯爾伯格再進一步把人分成三個大階段，每個階段中又分兩個層次。第一階段是以是否會被處罰或是得利益來思考，在這兩難故事中的丈夫行動前可能就會思考是否會被逮捕;第二階段是以與他人的和諧或是社會秩序來思考，在故事中的丈夫有可能顧及與妻子的關係，與社會如何看待這行為;第三階段則是倫理或是普世價值來思考，這階段的人可能會思考醫療人權或所有權之間的衝突。\n

理論本身是協助人對事物的了解，從道德理論來看台灣政治，在第一階段，有許多政治人物總是在證據明確前矢口否認，將要面對刑責時才聲淚俱下乞求原諒。在第二階段，政治人物可能更在乎民眾的態度或是配合黨派的立場，盡量做合群的人。而在公民不服從運動中，許多的批評常常是不尊重法律，或是破壞社會和諧，忽略法律精神才是賦予法條正當性的來源。在第三階段，這階段的人通常有自己的思考，當全民陷入「滅頂」時，柯文哲醫師提出不該「獵巫」其原因與立場就是很清楚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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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柯爾伯格的道德發展理論有其不足的地方，從台灣政治中也可以看出。第一就是人的標準不一，在不同情況下可能就以不同道德階段作為思考，在臺灣政治常常看到許多政治人物以法律要求自己，但卻以道德規範對手。以往的藍綠思維都無法脫離「寬以待己，嚴以律人」的情形，更常出現百步笑五十步的情形。另外，一個人的認知的道德發展與實際行為沒有一定的關係，像是之前曾有具有美國人身份的立法委員在還沒被發現前質疑他人有美國籍，或是近期的林益世案，林益世可以很明確說出清廉的重要性，但是自己行為卻與清廉完全扯不上邊，自己本身道德缺陷仍質疑他人道德瑕疵，道德淪為說詞而非行動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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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台北市市長選舉中柯文哲醫師的MG149被檢驗時，許多人提到是宇昌案的翻版。宇昌案其實也是思考政治人物道德很好的案例。其中可以以不同人的立場來看，簡單來看宇昌案的源頭就是生技發展面臨一個關鍵時刻急需用錢，期望僵化的官僚體系配合可能錯失良機，借錢給該計畫雖無違法但明顯「不恰當」，若不借生技發展的先機可能就拱手讓人了，假如你是當時的蔡英文副行政院院長，你該如何選擇？。假如你是劉憶如在選舉前早就知道「不恰當」，在第一時間該立即反應查驗，或是等到選舉時再公告？當時的馬英九看待下屬違法行為「意圖使人不當選」，或是第一時間隱匿不查的失職，自己又是能從爭議中受益，你該如何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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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這些政治人物在選擇上完全沒有兩難，對蔡英文副行政院長，臺灣發展的價值遠遠高過自己個人受到「不恰當」的指控。而相較於經建會主委劉憶如可能認為討好長官是理所當然，不在乎經濟發展只在乎長官需要，所以不但沒有建設經濟，還破壞經濟。而馬英九可能看重自己的歷史定位而不擇手段，下屬就算有疏失，只要為了自己利益就可以忽視自己監督下屬之責。在這事件中，我們看見官員如何忽視自己的道德缺陷而一昧質疑他人道德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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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因是台灣的首都，加上參選人有顯赫的連家，受到的矚目不亞於總統選舉。其中也不難發現許候選人的道德思維特徵，像是標準不一或是本身道德上有疑慮仍質疑他人，像是連勝文先生選舉一開始就到日本，強調自己能帶大家走向國際，然而當柯文哲醫師去日本時，連勝文先生則說勤走基層才是重要的。連勝文先生的經濟來源常常被質疑，卻質疑MG149的正當性。台北市選舉讓人看到不光是百步笑五十步，甚至是百步笑堅守崗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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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經歷許多次大大小小的選舉，道德往往成為攻擊對手的工具，而失去自我約束的價值。對民眾來說，道德只有成為政治人物自我要求的約束時才是民眾的福利。不光是台北市，或許我們對政治人物的道德發展與一致性可以成為我們檢視政治人物的方式之一，政治人物對自己與他人的要求，或是自己道德認知與行為的一致性都很重要。選舉是選賢與能，道德標準的一致性是「賢」不可或缺的要素，忽略道德就像是當初的「鮭魚回流」或是「633」，說得再好聽到頭來都是一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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