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為不二罰未必是重罰的障礙

台灣的食安問題不斷，立法院也不斷加重處罰，以貫徹重罰政策。惟在去年大統事件後，原本行政機關連續開罰的高額罰鍰，卻因刑事判決的確定，致因一行為不二罰之故，而一筆勾消。故立法院即欲刪除對法人的罰金刑，以解決此爭議。只是無法重罰之障礙，果真是因一行為不二罰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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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一行為不二罰，雖未明文於我國憲法，卻經由大法官釋字第503、604號解釋之肯認，而成為具有憲法位階的法律原則。不過，所謂不二罰原則之適用，是否包括某一不法行為同有行政罰與刑罰之裁處，卻因缺乏具體的法律規定，致常生爭議。所以，在2005年立法院制定行政罰法時，就於第26條為明文，以為法條適用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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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而根據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一行為觸犯刑法與行政法時，乃以刑事處罰為優先，除非兩者的處罰種類不同，或依同條第2項，此行為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主管機關才可對之處以行政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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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以去年所發生的大統黑心油事件為例，行政機關雖以規避稽查為由，連續對大統公司及負責人高振利開罰18.5億元的罰鍰，但在法院判處負責人十二年有期徒刑，並對公司科以3800萬元罰金確定後，基於行政罰法所揭示的一行為不二罰與刑罰優先原則，此等高額的行政罰鍰就被一筆勾消，致使不法者繼續享有暴利，而為人所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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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也因此，立法院即想以刪除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對法人為罰金刑之規定，以避免落入一行為不二罰之困境。惟須考量的是，現今的刑事立法，對於企業犯罪乃採取兩罰原則，即對實際行為的自然人及負責人為徒刑之處罰，並對法人施以罰金刑的模式。若將後者加以廢除，就等同否定法人犯罪與受刑罰之可能性，這必然紊亂現行的刑事制裁體系。甚且，行政罰鍰的金額由於能連續處罰之故，雖常高於罰金刑的數額，但並非絕對，若刪除對法人的罰金刑，就可能使行政罰與刑罰相互補充及輔助的功能完全喪失，反可能造成懲罰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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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所以，欲解決一行為不二罰的問題，實無庸以刪除對法人的罰金刑著手，而是考慮將現行的罰金處罰上限大幅提高。不過，即便為修法加重，但基於法律不溯既往原則，肯定也無法適用於已經發生之案件。則於此時，反該思考，在現行的刑法框架內，難道真的無法為重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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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這個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罰金處罰雖皆有金額上限之規定，但依據刑法第58條後段，若不法利得超出罰金最高額時，法官仍可在所得利益內酌量加重。更重要的是，因食品犯罪所獲取的龐大利益，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3款，本就屬應沒收之標的，法官當然可藉由此方式，來將所有犯罪所得加以剝奪。所以，即便不為修法，仍可藉由司法來防止犯罪者繼續享有不法利得，只是法官不管是要為罰金上限的加重，還是沒收，勢必得一一查明哪些財產是來自於犯罪所得，但在被告資產可能產生合法、非法混合的情況下，如何為區分，肯定有其難度，若無法明確劃分，就可能面臨濫用裁量權，反使判決陷入違法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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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總之，刪除對法人的罰金刑規定，未必能去除食品犯罪無法重罰之障礙，藉由司法本於個案為處理亦屬方式之一。而更須思考的是，關於食安問題，實也非僅靠重罰即能為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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