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的歷史評價

距離太陽花學運退場已經五個月了，許多當時看不清楚的意義與效應，隨著時間流逝，特別是在香港爭取特首普選的民主浪潮洶湧而來的當下，也漸漸清楚浮現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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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台灣的民主，最初是孵化自「國族想像」與「現代化」之糾纏。如果我們不誤將「台灣民主國」這個民主冒牌貨當作台灣民主的起源，而是把時鐘往後推，那麼，被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由於艷羨日本本土進步的現代化生活，並為兩地差別待遇的體制深感不憤，要求日本政府同意建置台灣議會這件事，才可以真正算是台灣的民主創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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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日治時期的民主追求隨著日本戰敗，中國國族主義取得壓倒性的霸權後，短暫地依附在「中國民主」的潮流裡。真正的民主是必須接「地氣」的，也就是必須有一個從下到上的全新建構過程，但很長一段時間裡，台灣的體制來自中國，把中國人民的國家框架硬套在台灣身上，或者如雷震、胡適等以全中國範圍為思考框架的民主追求，姑且不論合法性與否，體制或民主人士的想法是否真能好好落實都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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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民主就是民主，為什麼還有以哪裡為範圍的民主實踐？語源上來看，共和國 (republic) 的合法性來源乃是「物」(res) 的「公共性」(publica)。民主共和國的施行基礎，就是想辦法把組成國家的有限多數個體，組織成一個有效的「多數」，以成為可運作的政治主體。也就是說，組成國家的成員，需要討論並對支撐這個國家的價值達成有效多數的共識，並據此建構一個可以支撐這個價值的體制，包括政治、社會、經濟制度。這個趨同的過程，當然也同步包含了區別外在差異，也就是區別他者的過程。我講的是一種區分出自己國家與他國差異的認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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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由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何現代民主共和國總是與民族國家同步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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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由於和本文無關，關於國家在這個過程裡，排除了無法被共同體吸納的人民，並把這些人民放在他者的現象，我會擱置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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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巨觀地理解從黨外民主運動開始，直到第一次政黨輪替止，這段時間的民主追求，我們可看出歷史的方向是要以在地的原則與價值，取代沒有地氣的上層框架。但回頭來看會發現我們真正作到的，只是換掉了參與的人，舊框架仍然屹立不搖，甚至因為人民不清楚民主應該到達的目標為何，糊里糊塗地就讓舊框架就地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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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合理的民主體制應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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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從憲法開始。憲法容納了這個國家的價值追求，但現在的台灣人民真心相信並追求目前憲法所揭櫫的價值嗎？對於民主、對於人權、對於自由，我們的想法又是什麼？我們一直欠缺這個大討論，現行的憲法在中國被制定時就沒有，它被移植到台灣來後也同樣沒有。一個欠缺人民參與的憲法，從根本上就失去了指導這個國家方向的正當性，國家必須與人民重新訂定契約以取得這個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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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價值確定之後，則需要一個可以公平競爭的政治場域，一個不向任何政黨、個人、價值過度傾斜的制度，並且永遠保持公民介入的最大可能性。公平競爭的制度確保了憲法價值仍保有不斷演進的潛能，而非逐漸僵死、與社會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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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從這兩個角度來看，台灣當然還距離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非常遠。憲法從來不是我們追求理想時的依歸，頂多是為難執政當局，讓他自相矛盾的遊戲。而制度本身不但處處在人民實行民主時給人民穿小鞋，例如門檻不可思議高的罷免制度、票票不等值的立委選制、容許政黨擁有龐大黨產、行政權獨大、非相對多數的公投等。制度執行者更赤裸裸地在執行時把制度倒向個人偏好，一點也不覺得那有什麼不妥。以為我們是個正常民主國家的誤解，比起我們的民主尚未成熟這個事實，要更會能阻礙民主的真正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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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最後，是公民意識的建立，我們必須讓所有『人民』轉化成『公民』。這同時包含了兩個層面，一是意識上確認了自己與公共事務密不可分的關聯性，一是制度上對公民介入的門檻設計，不能損害到公民介入的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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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這還只是奠基在笛卡兒體系、個體存在性之上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它假設了個人在政治體制內的主體性。即使只是以這種程度的民主當標準，我們都不能算是已完成體制。318 運動到底能夠把這個未完成狀態往完成狀態推進多遠，才是我們評價 318 運動的主軸。在此之前，我想先用一件事為例，去凸顯歷史評價與短期評價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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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陳水扁擔任總統時，對於國民黨黨產，一直都希望能透過合法程序處理，但朝小野大的格局使他合法處理的期望被不斷延後，即使如此，陳水扁仍耐心等待，如果我們是個正常民主國家，陳水扁尊重體制的精神理應獲得高度評價。但台灣不是正常民主國家，政黨之間處於極度不對等的競爭狀態，尊重這個不正常的體制，並不會使正常體制自動產生，只是延後了正常體制的誕生。因此若從比較長期的歷史觀點來看，越早處理掉國民黨黨產，使兩黨在比較類似的經濟基礎上競爭，民主可以越快健全發展。即使冒著政黨鬥爭惡評之風險，甚至是用遊走灰色邊緣的手段去處理，短期評價或許是不好，但長期來看，他會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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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我故意用了這麼極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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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回到太陽花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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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已經被政府用經貿國是會議否決了，但人民會議正遍地開花中，人民會議與太陽花學運本身，都從意識上大規模地啟蒙了許多人的公民意識，特別是對於台灣與中國之間關係的思考。但人民會議最終是否能凝聚成一種價值共識，甚至成為制憲或修憲的依據，現在還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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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至於制度面。雖然太陽花學運曾反覆強調現行制度的缺陷，使得人民意志與政府之間有落差時，沒有任何管道可以彌補或救濟。但看來他們並沒有打算在這上面著墨，例如降低罷免門檻、修正公投缺陷等。因此我們唯一能期待的是兩岸協商監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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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但目前看得到的民間版、或政院版，都是把決定兩岸事務的權力，或明或暗地全權交給了行政院 (有鑒於票票不等值制度建立起來的立法院生態，民間版期待由立法院擔任把關者，等同於把門大開，無關可把)，也就是在制度上合法地『放棄』了監督的權力。從此任何阻擋中國侵害台灣民主的可能性，都必須仰賴政府的善意，而非人民的主動監督。仰賴政府善意本身，就是對民主精神的最大背反。更遑論其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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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這造成了台灣民主制度被向後推的極大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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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那麼，公民意識之啟蒙、和制度有可能被往後推，兩者相比，一得一失可互相抵銷嗎？從現況來看，恐怕是緩不濟急、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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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有很多聲音說無論太陽花學運最後如何，它已經成功讓非常多人重新關注政治，這就是最大的成功了。我必須說這是很阿Q的自我安慰。在一個打不破的鐵屋子裡，空氣漸漸消失，在裡頭昏睡的人都將隨空氣消失而死去，此時有個人醒來發現這狀況，他明知鐵屋子牢不可破，還是應該把其他人喚醒並使他們絕望而死嗎？這是魯迅極有名的『鐵屋子的吶喊』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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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如果太陽花學運最後是在制度面上把台灣民主的決定權交出去，使台灣人民更沒有能力打破目前的困境，那麼，越多人的公民意識被啟蒙，就越是一個悲慘的鐵屋子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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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最後，我想從全球化來看這件事。全球化是很右派的觀念，某種程度來說，與中國交流是全球化的一環，就像我們會努力和美國、紐西蘭、甚至東協進行整合一樣，台灣無法自外於這個潮流。但我們到底該怎麼去理解全球化？納格利在他的著作《帝國》裡，第一次提出『全球化的各種過程，是朝向帝國的過渡』這個概念。透過這個概念，他把馬克思主義分析重新帶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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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前面有提到民主是在國家疆界內始能成立。但順著納格利的理論脈絡，我們可以發現「國家」正在進行一種形式的蛻變。逐漸成形的「帝國」，本質上是「超國家」或是 「世界國家」(world-state)。「世界」與「國家」的範疇本來是有明確區別的：世界所代表的則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競爭場域，國家則代表階級鬥爭的場域。因此國家「升級」到世界的層次就意味著昔日被區分開來的兩個場域，從此交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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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也就是說，全球階級的問題即將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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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對此，納格利的對應之道是寄望於Multitude的能動性。我的理解是：公民相對於國家，Multitude 則相對於世界國家。當問題被放在全球化這個層面時，318所作的公民啟蒙，又似乎並非毫無意義、或是鐵屋子吶喊了，這些被啟蒙了的公民，無論最終他是在台灣範圍內、還是在中國範圍內，都將是 Multitude 的儲備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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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如果太陽花學運最後果真一無所獲，我大概也只能這麼期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