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當綁架被合理化：國際秩序的失速警訊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在國際政治的長時段發展中，「綁架」一詞原屬刑事犯罪與人權侵害的語境，極少用以形容國家行為。然而，當一名在任外國領導人，在未經任何國際司法機構授權、亦未透過引渡或多邊程序的情況下，被他國以軍事手段帶離本國領土，並迅速置於對方法院審理，此一詞彙便不再只是修辭誇張。

委內瑞拉事件引發的不安，並非僅因行動本身的戲劇性，而在於事件發生後，國際社會所展現的反應結構。部分國家以「反犯罪」、「打擊非法活動」為其辯護，另一些則選擇沉默，迴避制度正當性的核心問題。當受害國無法有效主張主權，而強權又以自身法律取代國際共識，國際秩序是否正在默許綁架被重新包裝為政策工具，成為無法迴避的關鍵問題。

主權界線的模糊化

主權原則長期被視為國際體系的基石，其核心在於各國對其領土與司法管轄擁有排他性權力。然而，當某些行動以「特殊情況」為由，繞過正式外交與司法程序，這條界線便開始模糊。

在委內瑞拉事件中，相關行動未完全依循傳統引渡或多邊司法合作框架，而是以更具即時性與單邊色彩的方式執行。此舉雖可在政治敘事上合理化，卻在法理層面削弱了國與國之間原本清晰的權責劃分。

一旦此類行動被視為可行選項，其他國家便可能仿效。主權遂不再是一道明確界線，而成為可因權力對比而彈性解釋的概念，這正是許多中小型國家最深層的不安來源。

國際法的選擇性適用

國際法的有效性，仰賴其一致性與可預期性。當規範被選擇性引用，甚至因政治需求而暫時擱置，制度的權威便逐漸流失。

委內瑞拉案例顯示，部分國際行動不再以程序正義為優先，而是以結果導向作為正當性來源。此種邏輯一旦擴散，將使國際法從約束行為的規範，退化為事後辯護的工具。

對長期依賴國際制度維持安全與經濟穩定的國家而言，這種趨勢尤為危險。當法律不再構成可依循的共同基準，取而代之的便是權力與實力的直接競逐。

此外，委內瑞拉事件所創下的「程序前例」效應，亦引發更深層的制度性憂慮。正如評論者立花聡所指出，當一國可依據本國法律將外國領導人定為「容疑者」，並在未經國際司法程序與當事國同意下，於域外實施拘捕，實質上已為「跨境強制執法」開創了可被複製的範式。這類行動一旦被視為可接受的先例，未來其他國家便可援引「先行者」作為正當性來源，使國際法的拘束力進一步遭到侵蝕，並使制度的可預期性面臨根本挑戰。

強權示範效應的擴散

在當前國際環境中，強權行為往往具有高度示範性。一旦某種作法未遭實質反制，便易被其他行為者視為默認可行。

委內瑞拉事件之所以引發關注，並非因其行動前所未見，而在於國際社會的反應相對有限。這種沉默無形中傳遞出訊號：在特定政治脈絡下，越界行為或許是可以被容忍的。

此種示範效應，對中國大陸等關注主權與安全議題的大國而言，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當國際社會對行為邊界的態度趨於模糊，中國大陸在評估自身行動空間時，勢必將此類案例納入考量，進一步加深區域的不確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示範效應對中國大陸而言，具有高度戰略價值。立花聡指出，北京雖未對此事件高調抗議，卻可能默默吸收其邏輯與手段，作為未來對「台獨分子」進行域外打擊的潛在依據。當「以本國法律認定容疑者，並在海外執行拘捕」的模式被視為可行，對於如台灣、日本等高度重視主權與人權保障的社會而言，無疑構成制度性風險的升高。更令人警惕的是，當日本自身未對此行動提出抗議，甚至被視為「黙認」，其未來在類似情境中的道德立場與政策選擇空間亦將受到嚴重限制。

台灣社會的深層焦慮

在此國際氛圍下，台灣所感受到的，不僅是單一事件的震撼，更是一種制度層面的焦慮。台灣長期仰賴國際規範與多邊秩序作為維持安全與對外互動的依據，任何對規範一致性的侵蝕，皆會被放大檢視。

若主權與司法程序可因政治目的而被重新詮釋，制度保障的可信度便會下降。這種不安未必立即反映於政策反應，卻會逐漸滲透至社會對未來風險的評估。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類似事件被視為合理工具，心理層面的影響往往先於實質風險出現。安全不再僅是軍事層次的問題，而是一種對制度是否仍具保護功能的根本質疑。

從個案到常態的臨界點

真正值得警惕的，並非某一次行動是否合理，而是國際社會是否正在跨越一條不易察覺的臨界線。當原本被視為非常手段的作法，在不同情境下被反覆引用，並逐漸取得道德或安全上的合理化地位，例外便會悄然轉化為常態。

在此過程中，國際法並非被公開否定，而是被逐步掏空。規則雖仍存在於文本中，卻在實務操作上不再構成有效約束。對多數國家而言，風險不在於規範是否仍被宣示，而在於無法預測其何時會被暫停適用。

當制度不確定性成為常態，安全的定義亦隨之改變。它不再僅取決於軍事力量或外交關係，而是取決於國際環境是否仍具備最低限度的可預期性。對高度依賴制度穩定與國際連結的社會而言，這樣的轉變所帶來的衝擊，往往緩慢卻深遠。

正是在此意義上，委內瑞拉事件的真正影響超越其地緣位置與政治屬性。它揭示的是一個正在成形的國際現實：當規範效力必須不斷被檢驗，而非被假定存在時，所有置身秩序邊緣的政治實體，都將被迫重新思考其所依賴的安全前提。

結語

委內瑞拉事件不只是一次地緣衝突，更是一面映照國際秩序變質的鏡子。當綁架可被包裝為執法，主權可因政治評價而被擱置，國際規範便不再是所有國家的共同資產，而淪為強權操作的工具。

對台灣而言，這起事件動搖了對制度穩定性的基本信任。未來的安全不僅取決於軍事與外交實力，更仰賴國際社會是否仍願意維護那些看似抽象、卻至關重要的原則。當前例成為默許，當沉默被視為默認，制度的邊界便悄然後退，而風險，正是在這樣的退讓中悄然累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