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我還能看見月圓嗎

文/陳竹奇

回首過往一甲子，一個殘缺的生命，我還能看見月圓嗎？

前陣子，從Line傳來一份文件，裡面記載我在就讀大學時期，被監控的資料。
監控我的是一位老師，曾經擔任課外組主任。我們曾經為了校外人士是否可以參與自由廣場啟用而爭吵，他認為我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讓校外人士參與就是搞串連。
我認為事情很單純，他們是其他學校的學生，單純只是來祝賀我們學校成立自由廣場。
我跟那位老師不歡而散，他本來要阻止我前往啟用典禮，我跟他說，如果我不去，場面更容易失控，因為我是學生會負責人。被課外組主任限制行動在課外組，消息傳出去恐怕不太好。
那位老師覺得我語帶威脅，其實我只是陳述事實。

這份檔案收到後，我不知道如何運用，因為該名老師已經去世多年了。
直到「林宅血案」被人拍成電影，而且未經當事人同意，疑似竄改史實。
我將檔案披露，目的在提醒，戒嚴時期警總誣陷無辜者，甚至無故加害的情形，並非單一個案或特例。白色恐怖曾經瀰漫整個社會，人人自危，無法安居樂業。
該名課外組老師已經去世多年，我無意興師問罪，也沒有企圖「鞭屍」。
歷史不應該被遺忘，「林宅血案」如此，整個白色恐怖的歷史更是如此。

我念大學的時候，只是一個純真無知的青年，從阿里山腳下的故鄉來到北都求學，視野淺薄，見識鄙陋。
因為知識的啟蒙，才逐漸打開我的視野，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驚覺自己深受黨國教育的毒害與欺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甚至有種人格分裂的創傷與痛楚。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十歲，父親去世。
那一年，也是蔣介石去世的那一年，我會唱原版的總統蔣公紀念歌，「翳惟總統、武嶺蔣公…」，還會背誦總統蔣公遺囑，甚至受到督學的獎賞。
我曾經以為，父親是追隨蔣公而去。

衝撞黨國體制，導致我傷痕累累，參與學運，行動受到監控，研究所考試，被暗中「做掉」的疑雲重重。
生命中，曾經出現再也走不下去的心情。
只是，捨不得仍在嘉義老家翹首盼望的母親。
獨台會案發生時，廖偉程被捕，當時刑法一百條「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的刑責是「唯一死刑」，廖偉程的檔案後來由一名友人提供給我，上面調查局的紀錄明明白白引用的法條正是「二條一」。
我還記得當時歷史系有位同學還譏笑我是「逃回老家」。
正是這種「視若無睹」、「興災樂禍」的心態令我寒心。
眼見他人身受黨國體制的戕害而不聞不問，不伸出援手，反而幸災樂禍的心態，正是與加害者站在同一陣線的心態。
這樣的人，竟然可以考上台大歷史研究所，甚至進入中央研究院，在國家最高學術殿堂執知識之牛耳。以研究自由主義自居。
自由主義有兩義，消極的自由是爭取自己的自由，積極的自由則是尋求保障他人的自由。
統治集團喜歡談儒家思想，談忠恕之道，人飢己飢、人溺己溺，民胞物與的胸懷。原來對他們而言，儒家思想果然只是統治之術，這些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根本不是他們的同胞，否則怎麼會隨意加害，剝奪他們的自由甚至生命呢？

「林宅血案」被人惡意扭曲，試圖透過拍攝電影重新詮釋歷史，正是過去統治集團的影武者再度現身，不僅企圖阻撓轉型正義，甚至企圖將被害者醜化，將自己塑造成為正義的化身。
這是一齣陰謀，不，這是一樁天大的陽謀。
掌握歷史詮釋權已經被過去統治集團的影武者列為鬥爭的場域。
重新認識島嶼的歷史也是一個契機，翻轉過去的史觀，認識自己，正在此時。
「林宅血案」不是單一個案。
根據維基百科的記載，1988年11月5日時任法務部主任檢察官陳守煌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會議報告戒嚴38年內「軍事機關判決非現役軍人的刑事案件」統計共29,407件。魏廷朝和陳水扁根據中華民國法務部向立法院所提交之一份報告的資料顯示，戒嚴時期，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29407件，官方最保守估計的無辜被害者約14萬人。根據司法院透露，政治案件約6、7萬件，如以每案平均3人計算，受軍事審判的政治受難人，應當在20萬人以上，他們都是戒嚴體制的犧牲者。其中，1960年那一年，執政當局將12萬6875人列為「行蹤不明」人口而予以撤籍。由此推論，當時受迫害致死的人數應極為可觀。

不要遺忘歷史。
如果我們漠視其他人受害的歷史，那麼受害的歷史就會重演，加害者就會有恃無恐，捲土重來。
回顧過去一甲子，我也曾懦弱地藏身在陰影裡面，只因正義無處伸張。
如今，各種檔案資料紛紛解密，國家檔案館、國家人權館正致力於資料的整理、歸檔及研究。
春節將至，家家戶戶慶團圓。
我還能看見月圓嗎？
鼓起勇氣，從月亮的背面走出來，才能看見月光，遠離陰影。
人人都能成為一道月光，照亮歷史走過的滄桑，讓正義得以彰顯，不致於埋沒在陰影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