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通過之後，台灣推動轉型正義工程終於有法源依據，行政院長賴清德也指示政務委員儘快推動促轉會成立，不過轉型正義的工作內容龐大繁雜，《民報》專訪長期研究德國轉型正義的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分享德國在推動兩次轉型正義中的作法，台灣可以參考借鏡的經驗。

打開政治檔案潘朵拉盒子 正視真相與傷痕

目前促轉會有五大任務，包括「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及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處理不當黨產」、「其他轉型正義事項」等，花亦芬表示，「開放政治檔案」是目前最優先也最重要的任務，促轉條例之外，她認為《促轉條例》裡，之前立法院曾討論過的《檔案管理法》也應該儘快審慎討論、通過，以便接下來研究調查者可以方便使用到各種檔案資料，不再受限於公部門檔案館所能提供的資料。

開放政治檔案為什麼很重要？花亦芬說，在檔案沒有公開之前，所有的歷史真相都還在迷霧當中，究竟有哪些重要檔案已被銷毀，恐怕也沒人知道，社會至今不曉得到底有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有多少人，這些人在哪裡、什麼時候遭遇什麼對待，甚至直到今天，都還有受害者的後代，找不到自己的家人死在什麼地方，而這些造就的社會悲情，也讓社會上的對立無法終止，大家都透過政治角力的方式，爭奪歷史的詮釋權，在彼此身上貼標籤，然而這些無助於社會往前，最終走向和解，唯有打開這個潘朵拉的盒子，透過各方檔案證據交相比對，像拼拼圖一樣，讓模糊的威權時期歷史圖像具體浮上檯面，這是轉型正義能否好好處理不公義的過往，最為重要的關鍵。

「司法手段應該是最後的手段」花亦芬認為，在司法追訴之前，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要做，德國是透過檔案的公開，檔案館的成立，讓檔案公諸於世，公開後再由社會上的每個個人去做決定，檔案館會將有確切事證能證明從事線民工作者的資料送到當事人的工作單位，再由當地主管機關做出處置決定，花亦芬說，她不認為所有人都必須要進行司法追訴，以實務面來說，台灣的司法和法院的資源和人力，也不可能處理得完所有的案件，又或者被害者不一定想要再進行司法追訴，以台灣的狀況，應該會針對幾個較為重大的案件進行調查，促轉會還是要先做檔案公開的工作。

至於檔案公開後呢？花亦芬說，她認為每個人可能都會有不同的選擇，有些人其實只是想要「知道」真相，他不一定會有進一步的行動，社會也應尊重不同的選擇，花亦芬說，鼓勵整個社會正視歷史真相和傷痕，就是開啟轉型正義的第一步，不管對加害者或受害者都是；至於要司法追訴或是國家賠償，花亦芬也很務實表示，這些都要看國家的整體的司法資源和財務情況，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東德花16年處理黨產 25年統整檔案 促轉會2年提報告？
講起促轉會的量能，花亦芬也坦言，促轉會成立後，僅有9個委員，可是要處理的工作量卻極為龐雜，加上等到轉型正義的工程開始推動，到時候相關人士隨著檔案被公開釐清，受害者人數一定會暴增，高達數十萬人都有可能，她對於促轉會要處理這麼大量的工作，其實是有擔憂的，要在短短2年內就提出工作成果報告書，更是難上加難。

花亦芬以德國為例，德國處理東德共產專制政權的黨產就花了16年，而東德國安部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檔案開放查閱時，原本規劃的人力大約1600人左右，結果後來因為發現檔案數量過多，根本處理不完，檔案館的人員擴編到3,000人，花了25年的時間，不斷整理、統整、分析和公開檔案，直到現在才準備要陸續收尾，而台灣是否有專業的檔案相關人才，能夠清楚的分析整理這些龐雜的檔案，這也是促轉會要面臨的大挑戰。

花亦芬舉例，像是檔案公開後，要「授權」給他人查閱的範圍應該如何界定，這些檔案中提及的關係人是否要將姓名等個人資訊隱藏，這些都有非常細節的思考和設定，德國檔案館是對媒體工作者和學術研究出於公共知的權利採取較為完整的開放，對當事者當然也開放，但是有些檔案像是東德秘密警察和線民所蒐集到的大量線報，有些甚至是錯誤的誣告資訊等，就必須要再進一步分析和個別處理，這些全都是檔案開始對外開放後的艱鉅任務。

花亦芬也說，她認為促轉會作為一個非永久性的任務型組織，其實把部分的相關工作分出去給各部會來執行是好事，因為轉型正義工程絕對不是短短幾年的事情，德國的檔案管至今已經成立25年，直到近幾年查閱檔案的人才逐漸減少，目前也才開始思考未來的轉型任務，一旦台灣的檔案開始陸續公開，工作量一定會不斷增加。

花亦芬表示，像是現在由文化部來負責中正紀念堂轉型的工作，並且結合民間團體如沃草的執行，讓整個工作推動可以更順利，花亦芬也提及，前陣子由監察院舉辦的鹿窟事件的活動，由監察院代為邀請當時的加害人後代和被害人見面，雙方能有對話和交流，並且有道歉、和解的儀式，花亦芬也說這種具有「道歉儀式」的活動可以多做，去年二二八時在濟南教會就有一名古倫神父，帶領大家一起做「和好的禮拜」，當然也不一定非得是宗教性的活動，但這種活動政府或民間都能舉辦，有助於社會和解和對話。

轉型正義不只是清算賠償 盼走向「大訴說的時代」

花亦芬說，每個國家的轉型正義經驗都不會相同，德國自己兩次轉型正義就很不同，在東德是一個秘密警察的社會，許多一般老百姓，尤其是較為弱勢的族群被吸收成為線民，線民多達數十萬人，有很多人因此被自己親近的人像是朋友、同事甚至伴侶背叛，這些事後不可能全部都追究到底，面對東德的轉型正義，是透過體制轉換的方式，例如人權和轉型正義的教育等來推動社會的前進，台灣也要去思考針對不同的情況和程度，要採取什麼處理方式，這也定調成為台灣轉型正義。

花亦芬的工作讓她常常接觸大學生，從年輕世代身上她感覺到轉型正義未來持續推動的動能。圖／張家銘

花亦芬坦言，台灣是一個傷痕還被掩蓋住、對過去歷史傷痛保持沈默的社會，很多傷痛都還沒有被好好撫平、療癒，但是她作為大學老師，從教育的現場感覺到，許多年輕世代其實是對轉型正義和社會和解有渴望的，甚至加害者的後代是希望能夠推動轉型正義的，因為唯有讓真相浮上檯面，社會才有可能從負面的、悲情又對立的包袱中解放出來，轉換成幫助解決問題的動力，他希望台灣能走向一個「大訴說的時代」。

「很多事情不是一分為二，都有灰色地帶」花亦芬說，每個人都有故事，加害者也一樣，加害者可能後來也變成了受害者，有很多複雜的層次，所以不要一下子就把彼此貼上標籤，透過共同探討歷史真相，社會心靈積極往療傷止痛的和解前進，不要讓歷史舊傷繼續撕裂社會，也不斷磨損公民社會應有的互相信任。

花亦芬說，轉型正義不會只是清算責任和要求賠償，推動這樣艱鉅的工程，需要耐心和樂觀，政府和民間都要出力，有些一時間無法完全釐清的事必須交給時間，交給檔案開放後，有更多人願意好好在檔案庫裡冷靜地、理性地從事研究調查，來解除社會大眾的疑慮，或找出更好的證據來交給司法處理，而大家也應該用成熟的民主態度來思索、討論台灣未來要走向怎樣的社會，台灣的轉型正義要定位在什麼地方，要拿出智慧來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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