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回營所稅→教、養服務→振興經濟

2014年1月14日有六百多名美國經濟學者上書歐巴馬總統與國會，建議連續調升最低工資三年，每年0.95美元。六百多名學者當中，有七位諾貝爾獎得主，八位曾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文末說：「學術文獻顯示，即使在勞動市場疲弱的時候，提高最低工資對最低工資工人的就業只有些微或沒有負面影響，對經濟則有小幅刺激效果。」

為窮人加薪，窮人比較會拿出來花，較易增加產品與服務需求，造成產量與就業的增加。筆者曾在《民報》論壇「年輕人為何越加班越窮」表達類似的看法。景氣低迷時「劫富濟貧」是有振興景氣效果的。企業不必然吃虧。

對企業增稅，不等於對員工加薪；但若政府支出得當，對景氣更有助益。對企業增稅大致有兩類：一是營業稅，一是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所稅）。營業稅有一部分必須由企業吸收，影響企業成本、價格、交易量、獲利與景氣，甚至影響是否進一步投資。所以，營業稅率在不景氣的時候，若要調升必須特別小心；到底該不該調升稅率，端看所增加的稅收用途如何。

調升營所稅的考慮則完全不同。企業有獲利才有營所稅。營所稅在靜態的效果上與成本、價格、交易量、稅前純益無關，它的效果是動態的。它可能影響企業主進一步投資的意願與資金。不過，這種效果的考量在全球化的今天並不重要。對企業而言，課稅地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與成本，能不能使企業賺到錢與進一步發展，才是第一個考量。至於賺了錢以後要課多少稅，是比較次要的問題。而且在集資來源全球化的今天，增加投資對稅後純益的依賴已不若以往。這是為什麼日、美兩國還可以把營所稅訂在高水準的33.06%與39%的道理。

美國營所稅率是台灣的二倍以上
營所稅率高低也可能影響企業基地的選擇與配置。營所稅提高以後，會不會影響企業對生產基地與企業總部的選擇，是一個必須考量的問題。

馬英九在2010年，大概是以吸引國際企業或留住本國企業為由，把營所稅率一下子從25%降至17%。以2015的營利事業所得規模，等於對企業一年降低所得稅1930億元。

事實上，馬政府大幅調降營所稅以後，台灣並沒有明顯的投資增加。最重要的原因是：
第一、鄰國之中以技術和社經結構能和台灣競爭生產基地的是中國、日本、韓國。台、韓、日、中雖然有很多依賴國際生產與國際市場的企業，但是，大部分的本國企業因為依賴國內生產或國內市場，這些企業不會因為營所稅的升降而改變生產或服務基地。
第二、即使是依賴國際市場的台、韓、日、中本國企業，由於文化、社會、政治的原因，在本國本來就比外國公司方便、更具競爭優勢。因此，本國企業在本國的相對成本必須高出外國很多才會造成其出走。而且營所稅本來就不是成本的一部份。
第三、和台灣競爭生產基地的不是新加坡或香港。香港與新加坡因為國內資源有限，幾乎沒有農業，製造業腹地有限，很難吸收生產性的直接投資，因此吸引金融性投資與區域總部的設立對它們而言攸關生死。所以香、新有很好的語言、文化、交通、電信、生活環境、教育與休閒設施、甚至低綜所稅的配套措施。因此，在非稅負方面台灣都不是新加坡與香港的對手。所以，即使台灣營所稅已經降至與新加坡一樣的17%，也是沒有用的。
事實上，為了維護生存，新加坡與香港絕對不會讓高稅負成為吸引外資的絆腳石。因此，只要國際競爭環境需要多低的稅負，它們就會採用多低的稅率。在稅負方面，香港與新加坡形成低稅負的恐怖均衡。台灣的營所稅再怎麼低，都不可能和新、港去競爭金融性投資與區域營運總部的設立。

台灣營所稅率應參考的對象是中、日、韓
從以下這個表，讀者可以很容易看出台灣應有多高的營所稅率。把台灣的營所稅率訂在17%是多大的錯誤！   
東亞四國與港、新營所稅、綜所稅（最高）稅率 (%)比較，2015年

在上表中，新加坡、香港兩個城市國家是一組，它們需靠低稅負吸收商業與國際企業總部，所以營所稅分別是17%與16.5%；兩地綜合所得最高稅率也只有20%與15%，以吸引外派人員。另一方面，台、韓、日、中是一組，它們有農業、大量的本土產業，也需要吸收投資設廠。請注意中、日、韓三國的營所稅和綜所稅都比新、港兩國高，有明顯的區隔。這三國的營所稅分別是25%, 33.06%, 24.2%。

所以，馬政府把台灣的營所稅從與中、日、韓相當的25%降到與新、港相當的17%，實在是肉包子打狗。從上表可以看出，台灣即使把營所稅調回24%，都還是比中、日、韓三國稅率低。廠商不會因為台灣的營所稅率而轉換生產基地。筆者粗估，假如我國把營所稅調回至24%，不但不影響台灣對中、日、韓三國的營所稅競爭力，也可多收1715億。

1715億元有多大？它大到可以支付全國各公私立大學的學費，兌現小英的老人長照政見，外加幼稚園免費；當然也可以幫助公共托育的早日實現。

這1715億的教育、撫養、安養支出，不但解決人民的生活難題，增加就業，降低民眾對結婚生育的恐懼，民眾也會因為負擔減輕，消費能力增加，造成有效需求，促進景氣的加速復甦，國內企業也會因而受益，真是何樂而不為。

台灣因為進口佔GDP比例太高，增加貨物類支出的景氣激勵措施，一大部分是外國受惠，對國內景氣效果打了很大的折扣。政府若是把新增營所稅用來擴充教育、扶養、安養支出，因為主要的支出對象是國內的服務勞力，其支出的乘數效果必大幅提高，實在是最佳的景氣提振措施，值得新政府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