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二戰時期前選擇用侵略與殖民統治的行為,當時的世界環境氛為,為何殖民擴張主義會盛行?現在的日本是民主自由主義的前茅,但中國由二戰被侵略的國家變成要當世界一帶一路的提倡者,藉其四十年累積的第二大國,輾壓各國的經濟,這是否現代國際環境的另一種殖民!所謂邪惡國家聯盟代表的意義為何?
這是一個深邃且具備高度地緣政治敏感度的議題。要探討日本從「舊帝國主義」到「民主模範」的轉變，以及中國從「受害者」到「經濟擴張者」的演變，我們必須從歷史邏輯與權力結構的視角切入。
以下將這段跨越百年的國際關係演變，分為四大核心面向進行深度論述。
一、 二戰前的世界氛圍：為何殖民擴張主義會盛行？
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國際秩序遵循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即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當時殖民擴張盛行有其結構性原因：
- 「文明化」的傲慢與使命： 當時歐洲列強普遍認為，白人有義務開化「落後地區」（即所謂的「白人的負擔」）。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為了不被列強殖民，採取了「脫亞入歐」策略，全盤接受了這套弱肉強食的邏輯，認為只有成為殖民者，才能避免被殖民。
- 資源與市場的飢渴： 工業革命後，國家強大取決於原材料（鋼鐵、石油、橡膠）與商品傾銷市場。日本國土狹小、資源匱乏，在當時「封閉式經濟圈」的思維下，唯有透過武力奪取領土，才能確保國家生存。
- 國際體系的失效： 當時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缺乏強制力，無法制約強權。日本目睹了西方列強瓜分世界，進而模仿並提出了「大東亞共榮圈」，這在本質上是穿著「亞洲民族解放」外衣的舊式帝國侵略。
二、 中國的崛起：從受害者到「經濟擴張者」的轉變
二戰後的中國經歷了漫長的動盪，但在改革開放後的四十年內，利用全球化紅利迅速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 「一帶一路」的戰略意圖：
中國提倡的「一帶一路」在官方說法中是基礎設施建設，但在國際政治觀察者眼中，這被視為「債務陷阱外交」（Debt-trap Diplomacy）。透過大規模貸款給發展中國家興建未必具備經濟效益的工程，當債務國無力償還時，中國便能獲得該國戰略港口或資源的特許權（如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 - 是否為「現代另一種殖民」？
這確實呈現出「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特徵。傳統殖民靠的是武力奪取行政權；現代殖民則靠的是「資本控制」與「技術壟斷」。中國利用其龐大的市場力量與國家資本，壓制各國企業，並透過技術標準（如 5G、監控系統）輸出，建立起一種非領土性質的勢力範圍。
三、 邪惡國家聯盟：威權軸心的當代定義
「邪惡國家聯盟」（或是近期學界常說的「CRINKs」——中國、俄羅斯、伊朗、北韓）代表的是對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集體挑戰。
- 意識形態的共鳴： 這些國家普遍反對西方定義的「普世價值」（人權、民主、法治），主張「發展權」優先於個人自由。
- 相互支援的防禦體制： 在面對西方制裁時，俄羅斯提供能源與原材料，中國提供工業產品與金融結算體系，伊朗與北韓提供軍事硬體。這形成了一種「威權主義互助網」，旨在抵消自由主義陣營的經濟制裁壓力。
- 地緣戰略的破壞： 該聯盟的目標是多極化世界，意圖削弱美國的霸權，並在各自的區域（如烏克蘭、台灣海峽、中東）建立絕對的支配地位。
四、 日本的現代角色與國際衝突的本質
與二戰前不同，現代日本是全球自由民主陣營的堅實支柱。這形成了一個諷刺的對比：曾經的侵略者（日本）現在守護秩序，而曾經的受害者（中國）現在被視為秩序的挑戰者。
- 防衛性轉向： 日本目前的軍事擴張（如高市早苗推動的修憲）被視為「防禦性」的，旨在應對區域威權國家的威脅。
- 衝突的本質： 這不是種族之爭，而是「規則導向」對比「權力導向」的鬥爭。自由主義國家主張國際爭端應透過法律與談判解決；而威權聯盟則偏向利用實力（軍事或經濟）來改變現狀（Status Quo）。
結語：歷史的迴響
我們正處於一個「新冷戰」的邊緣。中國的擴張行為與 19 世紀的列強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手段從「火砲」換成了「支票本」。對於日本而言，如何在不重蹈覆轍的前提下，利用其民主價值觀與美日同盟，制衡這種新形式的擴張，將是未來十年國際政治的核心課題。
本文僅代表作者立場，不代表本平台立場
Facebook Comments 文章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