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謊的真科學與假科學之間

北市府傳出為找出洩密者，卻找民間公司對公務員進行測謊之傳聞。如此的行徑，不僅會有法律正當性與人權侵害的疑慮，恐也陷入將測謊當成是神兵利器的迷思。

測謊的有效性乃基於以下前提，即人所言真假能夠引發特定的生理反應，且在個人無法自我控制下，這些反應可以被儀器所測知，並為專家所判讀。惟這些前提看似有科學性，卻一直有其爭議存在。

對於測謊有效性的質疑，乃來自於其是否具有客觀性，尤其是施測者的專業性與否、儀器運作是否合於標準、施測環境是否正常等等，皆會影響受測的結果，又在每個人的生理狀況皆不同下，如何能為有一致的判定基準？如與其他科學鑑識技術，如DNA相較，由於此種鑑定不具有上述的干擾因素，不僅準確性極高，也可由其他專家依據相同程序為檢視。相對而言，由於測謊無法排除諸多干擾因素，致不具有科學所強調的再現性，因此，無法檢視過程與結果的正確性，致成為測謊鑑定的致命傷。

現行法，僅有在性侵害防制法第20條第3項第6款，即針對性侵害的緩刑或假釋犯，於保護管束期間得對其施以測謊之明文，且關於如何施測等等程序，亦未有任何法律規定。即便如此，測謊運用於刑事司法，卻不少見。而於目前，檢察官、法官送請測謊的法律依據，卻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的機關鑑定，且移送測謊鑑定的機構，最主要是刑事警察局與調查局，至於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法院的態度卻屬分歧。
現行測謊技術並不客觀  可以恫嚇受測者卻難以找到真相
有以測謊不具科學性，而一概否認證據能力者，但多數見解仍有條件接受測謊的證據能力。即只要經受測人同意、施測者受有良好的專業訓練與經驗、施測機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與施測環境必須排除干擾外，更得在受測者的身心及意識正常的情況下所為之測謊，其鑑定報告，就具有證據能力。

即便司法實務，對於測謊鑑定有如此的嚴格要求，卻未必能獲得實踐，因在施測空間為偵訊者所掌控，而受測者處於孤立下，即便是無辜者，其身心果能保持正常？且現行施測，往往是在檢方認為被告不說真話或不認罪時為之，則在未施測前，施測者即可能存有先入為主的偏見，致難保證其客觀性。且若不認罪的被告通過測謊，司法者難道就會相信測謊為真？又堅持不認罪者，往往難逃測謊未過的宿命，難道即可認定其有犯罪事實，恐皆成疑。

而以北市府委請民間人士來測謊來說，由於目前國內並無對測謊者資格、測謊儀器與測謊場所等的認證制度，故民間的測謊公司，是否具備此等專業，實也無從得知。更何況，關於測謊程序、問答題目與結果的評估等等，亦難有一定的客觀標準，致無法為事後的檢視與再現，到底有多少科學性，肯定得打個大問號。

尤其是對公務員進行測謊，美其名是得相對人同意，但任誰都清楚，只要不接受測謊，即會受到懷疑，甚至是不利的對待，何能說是基於自願性？就算同意測謊，但在未測謊前，早已被設定是嫌疑者的情況下，施測者能否摒除先入為主的偏見、受測者能否保持身心正常的狀態，在在都有疑問。故最終對說謊與否之認定，到底是當事人內在心態的真實反應，抑或僅是施測者的主觀論斷，就有著極大的不確定性，自也不可能有太高的可信度。

更糟的是，以此等既不科學、也不客觀的測謊來對待下屬，或可建立虛無飄渺的上位者權威，卻是對人權最嚴厲的侵害，更是對公務員的標籤與不信任，致給公機關蒙上一層陰影。

也因此，不管是刑事司法對被告，還是公務機關對下屬的測謊，就非是找尋真相，而絕對是恫嚇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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