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是禮物──談海外台灣人運動到現今民主困境

陳婉真，早年為中國時報記者，後因創辦地下刊物「潮流」受當局打壓，並在受派至美國訪問威廉波特少棒賽時至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靜坐舉牌聲援於國內受到蔣氏政權迫害的同仁，因而失去中華民國護照，遂而滯美20餘年，成為所謂「海外黑名單」，流亡海外期間其「台灣意識」高漲，成為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佼佼者，1989方式回國後，在1992代表民進黨當選立委，時任行政院長為軍人干政的「郝柏村」，陳婉真幾度在議院內的質詢，使她素有「打郝強手」之名。近年耕讀於田中老家，以文史工作者的角度，誓言拜訪100名尚在世的228受害者或其家屬，寫成「1940-1950 消失的40年代：造飛機的小孩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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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講題為「民主不是禮物」，誠然，民主絕非威嚴的獨裁者賜予人民的禮物，而是人們透過一代代對民主自由的渴望與追求，一點一滴向獨裁者取得空間的艱辛果實。1945年至1947年，台灣人對中國人所謂「光復」、「回歸祖國」的美麗想像，漸漸被絕大多數素質低落的軍人和貪汙腐敗的中國高官，離鄉背井來到台灣後進行貪婪的資源掠奪，心向祖國的意識被消磨殆盡，人民的怨怒節節上升，直至1947年2月27日於台北一起查緝私菸的案件中，台灣人對中國的不滿情緒徹底爆發，引發出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與中國人區別的分水嶺，從此台灣踏上一條省籍紛爭的不歸路。
\n「高雄屠夫」彭孟緝，將大砲對準正在高雄市政府禮堂開會的二二八調解委員會，並命令士兵逐層掃射，鎖定了當時南台灣的本土政要菁英，史稱「高雄大屠殺」，當時躲在辦公桌下僥倖逃過一劫，後來擔任高雄市長的楊金虎，回憶起當晚情節，歷歷在目，殺紅眼的中國軍人，竟是以如此慘忍方式對待自稱「同胞」的手無寸鐵的台灣士紳。
\n二二八後的「清鄉運動」藉由「聯保連坐」的切結書，一人有嫌疑其周圍的人則都有嫌疑，進而大肆地進行無理逮捕，甚而未審先判的白色恐怖，造成人民為求自保，犧牲他人亦在所不惜的社會風氣，對當時教育程度較高的台灣人，是場不小的社會浩劫，整整消失了一整代的台灣社會菁英，絕大多數不是無故消失了便是遭到非法的殺害。
\n台灣人廖文毅是個在日本受教育又曾在中國工作的悲劇角色，多元背景不見容於日本及中國，在此之下，1956年在日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擔任大統領，以台灣應由美軍接管，及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為訴求。1965年因蔣氏政權凍結其家族在台資產，並以其在台親人的安危為要脅而返台受降。
\n跳脫時空背景，每個組織勢必都會遇到外圍份子或者核心人物的理念不合，甚至是行動方針上的不同。1970年4月，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訪美，「台灣獨立聯盟」的成員黃文雄於其下榻飯店外見機行刺，開槍未果，其後造成蔣經國終身未敢再踏出台灣一步，而當時台獨聯盟的主席蔡同榮竟與黃文雄的行動做出徹底的切割，不願意承認黃文雄為台獨聯盟的成員，所造成的影響是：海外支持台獨的留學生分成兩派，一派為原先較溫和的成員，另一派為不願接受台獨聯盟的領導，手段較為激烈。反觀318學運，有大批民眾在323的晚上衝破行政院大門，較之前攻佔立法院的行動更為激進，可我們見到學運核心人物(如：林飛帆、陳為廷等人)並沒有做出與政院同學切割的聲明，反而具擔當的宣示，所有的夥伴皆在同一陣線，如此表態，不僅提升了運動的團結氛圍，也免去了分散力量的可能，這應就是運動領導者所需具備的勇氣與擔當！
\n陳婉真最後給我們提醒：「台灣的民主和初生的小貝比一樣，有賴大家小心呵護。」任何的獨裁政權沒有被徹底的打倒，就會有殘存的獨裁基因，隨時等待復辟的可能。「不要誤以為你去投了一票，民主就會從天上掉下來。大多數你所選出來的公職人員，最後都會令你失望。唯有集結公民的力量，對於在地的公共事務時時予以強力監督，才能避免行政怠惰或失能。」在野時都是充滿理想性，一旦執政，就容易被權力腐化，因此身為公民絕非只有在投票是當個公民，而是任何時刻都扮演好監督政府的角色台灣。「長期鎖國，未來亟需培養更多具國際觀與政治談判的人才。」我們需要有更多的人才，在國際的談判桌上與他國廝殺，我們沒有足夠的硬實力，所以此等人才相對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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