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性言論該入罪化嗎？

即便已到了二十一世紀，每年到了二二八，仍有些許人士，一直在為當時的執政者辯護；甚至藉由減少屠殺人數，來將獨裁者對人民的制壓，美化成一種開恩或恩惠，以致挑起與激化族群的對立。凡此現象，就讓人思考，是否有必要將此等極端性、仇恨性言論加以入罪化。
 
在現代法治國家，對言論、出版等表現自由，雖絕對禁止事前的檢閱與審查，卻不妨礙事後的法律處罰。如以我國刑法來說，即設有公然侮辱與誹謗兩罪，對侵害他人權利的言論為究責。惟不管是公然侮辱，還是誹謗罪，乃必須針對具體的人與事；若僅是空泛指摘，亦難以成立此等罪名。著名之例，如郭冠英用范蘭欽的筆名，以所謂高級外省人自居，而不斷發表歧視本省人，且支持白色恐怖等等言論，即便內容極端偏激，且嚴重挑起族群對立，卻因無具體指摘特定人與事，以致無法論以任何刑事責任，僅能以其具公務員身分發表不當言論，而遭免職處分。從此也突顯出，我國現行刑法對偏激性言論的治罪困境。
 
不過，在我國已經簽署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20條第2項，卻明文對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必須以法律加以禁止。雖然我國刑法第153條，設有煽惑他人犯罪或違背或違抗法令罪，但與公約內容所欲禁止的偏激或仇視性的言論，在規範面向仍有不同。若欲符合人權公約的精神，似有於刑法中明文處罰仇恨性言論之必要。而對此等言論入罪化的典型，則非德國莫屬。

鑑於納粹殘害人權的教訓，二次大戰後，當時的西德即在體制內，藉由各種方式來消除歧視的根源。除對屠殺者進行審判，並對受難者進行補償外，也在其教育制度灌輸平等與人權的思想。而更重要的一項措施，即是於刑法第130條，明文對種族歧視與違反人權言論的刑事處罰。
 
根據德國刑法第130條第1項，若煽惑對國內某些住民或族群為暴力行為，或者對之為謾罵、惡意中傷等違反人性尊嚴的行為，可處三月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根據同條第2項，針對種族歧視與違反人性尊嚴的言論或文書之散佈，也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兩德統一後，為了防止排外主義的蔓延，更為了深刻記取二戰的教訓，1994年在刑法第130條增訂第3項，規定在公開或集會場合，對已經過國際法承認的納粹屠殺行為，若加以否認，甚或美化殺害人數，亦可處最長五年的有期徒刑。至於程度較低者，即在公開或集會場合，對納粹暴行加以讚美或合理化者，根據同條第4項，亦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因此，德國刑法第130條，似乎可成為我國取法的借鏡對象。
 
只是若真將仇恨性言論入罪化，不僅會牽動言論自由的敏感神經，更會因煽惑、仇恨、歧視、種族等等用語的界定不清，致造成適用上的爭議，而可能引發更大的衝突。也因此，欲消除反民主、反人權的極端性言論，恐難用刑罰來解決，而是必須在教育體系裡，消除歧視性、仇恨性的內容，並強化人權、人性尊嚴與民主法治的觀念。畢竟，對抗惡魔崛起的最強力武器，正在於人民自我意識的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