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另類送中嗎？

在2016年，西班牙逮捕兩百多名台籍詐欺犯，涉嫌者雖皆主張是台灣人，但在去年西班牙法院審理後，仍決定將這些人引渡至中國受審。如此的程序與判決，未來於歐洲，有可能成為慣例，則我國該如何面對？
 
原本刑法第7條規定，本國人於領域外犯罪，須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才為我國刑法效力所及。而因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的電信詐欺罪，法定刑為一到七年有期徒刑，故除非將兩岸認定是一個中國，否則，這些域外的電信詐欺犯，我國恐無任何管轄權。而2016年四月的肯亞事件後，立法院就於刑法第5條增列第10款，將域外犯電信詐欺罪，也列入刑法的效力範圍。
 
只是如此的修法，僅是填補了我國刑事處罰權的漏洞，如何審理，恐是更大的問題。以在西班牙的電信詐欺案為例，於犯罪行為地及逮捕地進行審判，自然最具有實質效益。只是就西班牙而言，由於犯罪嫌疑人皆非本國人，再加以犯罪結果地在領域外，自然有證據調查的困難，故只要他國提出引渡要求，自然會將此等案件移轉出去。

只是對於引渡請求，往往以有引渡條約為前提，但即便是有邦交的國家，由於事涉審判權的移轉，也未必有引渡條約的簽訂，致必須另訂引渡法為依據。而一般的引渡法規範，除了必須由法院為審理外，也會規定引渡的要件與原則，如本國人不引渡、政治犯不引渡等，甚至還得探究引渡請求的證據是否充分、遣送後能否受到公平審判之對待等等。甚至如我國近幾年極力請求引渡的林克穎，蘇格蘭高等法院，還會審查引渡後受刑是否符合國際人權標準。

西班牙承認一中 台籍嫌犯「送中」審判

而在西班牙涉案共犯，雖有台灣與中國籍，但其被害人與犯罪結果地皆在中國，即便將台籍嫌犯遣回台灣受審，也將面臨證據調查的困難。而雖然於2009年，我與對岸簽署有共同打擊犯罪與刑事司法互助協議，其中除了有遣送人犯的規定外，也明文證據調查的協助等等。但由於此等協議，並非立基於平等、互惠關係所簽訂的正式條約，就很易受到政治情勢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在目前兩岸關係處於冰凍期下，如西班牙事件，就算將台籍人士遣送回台，也將因對岸不可能提供任何卷證，更不可能讓被害人來台出庭下，致陷入審理不能的狀態。甚且在我國，詐欺罪並非屬於重罪，在不大可能為羈押的情況下，就常出現遣送回台，於交保後，又繼續出往國外的窘況。
 
相對來說，由於犯罪結果地在對岸，在中國向西班牙聲請引渡，並提出相關卷證後，不論其向法院所提公平審判的保證，是否真能實踐，但基於證據調查的便利法庭原則，就比我國法務部所提，即基於屬人的國籍管轄原則，來得具有說服力。更重要的一點是，在西班牙只承認一個中國，根本不承認台灣的國際地位下，台籍詐欺犯送中審判，似就無可避免。
 
若不想讓西班牙事件成為常態，則不管是法務部或者是刑事警察局，對於已經偵結的電信詐欺犯罪，若涉嫌人不在台灣，就應積極將相關卷證提供給他國，既可防止治罪漏洞，也可因此建立慣例，並因此尋求與無邦交國的刑事司法互助協議之簽訂。如此的作法，雖然會受到國際現實的種種阻礙，卻也是不得不然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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