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是改革的主力

34年前沙特撒手人寰，謹以此文紀念沙特。在二次大戰後的光復和重建時期，沙特在解放人的存在的嶄新境界裡，他不再逃避到美與藝術創造的天地裡了，他在社會爭鬥裡發現解放人的存在的主要表現，尤其是在為了社會裡最不自由的部分無產階級而鼓吹社會革命的大義。」我們將探討沙特是如何與社會環境辯證呢?
\n戰火密佈的法國對一個法國思想家而言應該如何自處呢?本來像沙特這樣一個處理「時間」「相對」「絕對」的思想家哲學思辯的清晰性是比對外界情境的直接介入更重要。因為要成就自身思想的完整性似乎對環境的介入必然有所減少，但是沙特對個人「自由」極度的關切，不只是語言，文字上的「自由」，行動上的「自由」也是沙特所關心的。所以面對納粹的佔領，法國人民生活的納粹高壓統治之下。儘管在言語上宣稱人是「自由」的並不能改變實際上的不「自由」，所以他放棄的寫作，放棄了哲學思維，放棄了一切不管是直接干預生活—–政治以外的大部分的活動。一九四一年與麥勞蒂.西蒙波娃等人組織一個名叫「社會主義與自由」的知識份子抗戰小組。他深深的認為當大地人民正在受難之時，文學與哲學是沒有什麼作用。他積極的為「法蘭西文學報」「戰鬥報」撰稿，直到法國光復。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在自由中為自己選擇，他也為所有的人選擇自由。」決定了沙特日後對政治的積極態度。
\n戰後的沙特由於是戰時與廣大的反抗民眾和知識份子接觸，他認為必須負起實際生存中對「自由」的抉擇，他不斷的抨擊任何形式的壓迫。不管是資本主義世界內的或是共產主義世界內的，「他為所有人選擇自由」。他寫下有關政治的、文化的、理論的文章，也接受採訪，無非是為了「解放人的存在」而奮鬥。
\n一九五八年，阿爾及利亞人民積極的爭取獨立之時，沙特也投身進入這個反種族壓迫的聖戰中，譴責法國在阿爾及利亞違反人權；反對戴高樂派的阿爾及利亞政策；參加群眾示威遊行，引吭高歌「馬賽曲」。一九六0年八月沙特和其他一百二十人簽署了有名的「一二一宣言」，支持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不聽軍令的法國青年人，呼籲法國左派團結一致支援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在這些持續的參與中，沙特第一次有機會和第三世界人民接觸，也有機會了解他們的需要。一九六四年他為FANON(精神科醫師，阿爾及利亞的革命鬥士的書The wretched of Word寫序中提到:「我們知道世界並非一致的。仍有人民受到奴役，有的活在假設獨立的幻象中；有的則奮力的爭取主權；有的雖然自由，卻生活在強權攻擊的陰影下，不像西方世界。這種世界的不一致性主要的來源是殖民地的歷史，換一句話說就是壓迫。」他對西方的讀者指出:「我們是殖民主義的共犯，因為沒有例外的我們都是殖民地剝削的受益者。」他說出西方人的「原罪」他的殖民地人民已經起來為他們的冤屈說話，第三世界將成為歷史的中心。
\n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反越戰委員會的四個中學生成員被捕，導致了轟動法國的一九六八年五月學生運動，沙特如何看待這次運動呢?他和西蒙波娃號召工人和知識份子從精神上和物質上支持這場運動。原本他以為知識份子是人民的敵人，「今天，我終於了解知識份子也不能只停留在觀念論之中，他必須積極的解決他自身的問題。」沙特進一步的指出「在西方國家中，左派唯一的抗議力量是由學生組成的，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會由整個法國組成。」這些看法由於席捲歐洲、美洲甚至全世界的狂熱學生運動，給予明確的証明，使沙特更加堅信在西方國家中，學生是改革的主力。他積極參與學生的活動，接受學生的邀請在索邦校園中演講，支持和鼓勵學生，指責他舊日的同事，雷蒙.阿隆(Anon)不適合教學，因為他攻擊學生；學生領袖科恩-班迪特(Daniel Cohn Bendit)會談後說:「你們比上一代有更多的觀念，我們是在準確知道什麼是可能，什麼是不可能的教育制度下長大的。教授們因為他們大半輩子都在考試，所以會說:你不能不參加考試…….而你們在索邦校園海報所寫的標語，深深的震撼著這個既存社會。」
\n從一九六八年起五個年頭裡，沙特開記者招待會、接受訪問、出席集會、發表演說、發表聲明、連署宣言、在法庭上做見證、示威、請願、遊行、深入工廠和學校，和群眾一起走上街頭、喊口號、發傳單、派報紙…。
\n一九七三年後沙特雙目瀕於失明，他不能再執筆寫作，但社會活動沒停止過:要求蘇聯釋放不同政見份子；在布里茲涅夫訪法期間出席流亡法國的蘇聯知識份子集會；與阿隆、格拉克斯曼等人在愛麗榭宮為越南「船民」請願…。一九八0年四月十五日沙特「不存在」了，他帶給這個世界的意義是什麼?正如他所說的「不能蓋棺論定」。就他一再的為弱者聲援，你能說「存在主義者沙特」是虛無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