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資關係絕非零合遊戲

基本工資調漲終於定調。「勞資審議委員會」決議明（2017）年元月一日開始實施，最低月薪從20008元漲至21009元，時薪從120元先漲到126元，明年初再漲到133元，其他的勞資議題，還有一例一休和七天假日要協商處理。
目前看起來勞，資雙方都是不滿意但勉強可以接受，勞資雙方各有各的立場。勞方拿出南韓的基本工資來比較，南韓是台灣的兩倍，且台灣自從油電雙漲後，物價就回不去了，十幾年來薪資沒有漲，實質薪資實際上反而減少，生活愈來愈困苦。資方則說大環境不好，前景不樂觀，不應該加重他們的負擔，再逼下去他們可能要出走；而且如果基本工資訂得太高，只會降低勞動需求，受害的反而是勞工。

在人類歷史上，勞資關係一向是敏感議題，根據馬克思（Karl Marx）的論點，人類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是擁有生產手段的資本家和無產階級鬥爭的漫長歷史。科技的進步、政策的調整、生產模式的改變、全球化或是社會的變遷，都可能對勞資關係造成影響。如今，工廠自動化生產、使用機器人和全球化的結果，更造成傳統藍領階級可能被取代，談判的籌碼愈來愈少。白領階級也好不到哪裡去，人工智慧進步一日千里，醫師、律師、會計師等行業，理論和技術上也可以被替代。

源自中古時代的重商主義，中心思想是建立在「貿易是零合遊戲」的謬論基礎上。它認為財富（金銀財寶）是固定的，只要一方得利，另一方必然吃虧。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並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財富是由人創造的，它並不是固定的，所以貿易（或交易）是可以雙贏的。
如今我們知道，若只注重企業利潤，勞資關係極可能是零合遊戲甚至雙輸局面；特別是在景氣不好的情況下，無法增加盈餘，壓低成本是短期最容易的做法，長期而言卻會降低消費需求，對整體經濟造成更大傷害。但是若將社會利益當成終極目標，從整體社會的角度考量，也有可能形成勞資與社會三贏局面。在經濟成長的情況下，將餅做大，理論上應該是三贏局面；但若經濟沒有成長，餅愈做愈小，其他條件不變，要三贏局面似乎更不可能。

國際半導體龍頭英特爾（Intel）創辦人之一葛洛夫今年3月逝世。他曾經在2010年警告矽谷的發明家和創投資本家：若是為了利潤而將產業移到亞洲，將會削弱美國自身的競爭力與人力資本基礎，進而減緩創新，長期下來，惡性循環對於經濟成長會有非常負面的影響。他主張政府應該設定以增加就業為目標的經濟政策，而不是放任企業盲目追求最大利潤；因為產業外移就會延緩升級，腐蝕創新根本，結果是經濟成長停滯不前，失業人口增加，社會問題也相對變得更嚴重。

早些在爭論一例一休問題時，已經將產業的特殊性考慮進去。最低基本工資的制定可以更細膩一點，應該用地區、公司規模做區隔。北部和中南部的生活開支差距甚大，中南部特別是非都會區的雇主與北部大都會的雇主可以承受基本工資負擔的程度很不一樣。公司規模也是另一個需要考量的面向，一個雇用千人員工的公司和一個雇用五個人的小吃店，可以承受的程度也很不一樣。公司規模如何界定？可以考慮用資本額、營業額或雇用員工人數，或是三者混合決定，這都是可以公開討論的。
 
政府制訂最低基本工資時要考慮差異性，不要全部一體適用，在非大都會地區且公司規模太小的雇主未必適用最低基本工資，否則非大都會地區的倒閉潮和失業率將會飆升，這也不是大家所樂見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