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世界的反抗：曇花一現的原住民獨立運動案

1974年10月26日，花蓮新城鄉的大陸飯店，發生一起消費糾紛。兩名客人呂文華、杜文義，在店內消費完畢，因無錢付帳，被店方報警處理。新城分局警員將兩人帶去做筆錄，不知是酒精的催化，還是兩人起爭執，或是警員運氣太好，原本單純的消費糾紛，問答之間，竟意外破獲了台灣史上獨一無二的「原住民獨立運動案」。
 
[nop]序幕：「紅星標語」出現後山花蓮
警方根據供詞，發現呂文華（28歲，泰雅族，秀林鄉人）就是當時多起「紅星標語」案件的書寫者。1970~1974年，呂在花蓮一些戲院、學校、公路局車站的廁所書寫、張貼反動標語13件，其中1件交由杜文義張貼。杜文義（27歲，泰雅族，秀林鄉人）是呂文華國小同班同學，當時失業流浪，被呂文華吸收，答應給他錢，要他協助張貼「紅星標語」。[/nop]
 
所謂「紅星標語」，是這些標語以「紅星」為名加以編號：紅星一號、紅星二號等。官方則稱為「反動標語」，內容包括：打倒中正反攻無望、打倒賣國賊蔣介石、台灣政府腐敗民心動謠（筆者沒打錯字）、台灣的末日已來臨政府貪污該殺、台灣偽政府政治腐敗人心惶惶貪污風氣尤甚、消滅台灣帝國主義打倒三民主義走狗黨、在蔣經國領導下的台灣物價飛漲民怨沸騰、打倒蔣經國擁護毛主席、實行共產主義打倒台灣云云。從內容看，「台灣偽政府」、「台灣帝國主義」是一大亮點，和戒嚴年代其他「反動標語」顯然不同。
 
這兩人是匪諜或親共人士嗎？不然。從資料看，他們並沒有共產主義信仰，會「擁護毛主席」，是基於「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的邏輯，或出於「越禁越有興趣」的人性，這是台灣白色恐怖不少案件的底蘊。事實上，呂文華操作這套標語，是從軍中學來的。他畢業於政工幹校，又在東引反共救國軍指揮部服役，接觸中共的文宣話術。因此問題在於，這個搞政戰的人，敵視兩蔣和「三民主義走狗黨」，又仇視「台灣帝國主義」，又不信共產主義，那他猛貼標語，究竟有何動機？
 
[nop]山獨：台灣是山地人的台灣
隨著偵訊的展開，案情有驚人的發展。當局為偵辦本案，成立「協靖專案」深入追查，發現呂文華是由好友陳道明吸收，計畫成立「台灣山地獨立運動組織」，共同推動「山獨」，張貼標語是其運動的一環。陳道明（27歲，太魯閣族，秀林鄉人），屏東師範畢業，頗具反抗意識。原本保送師大，讀了兩年書，因導師要他加入國民黨，他情願放棄公費，考入私立台北醫學院從頭讀起，案發時正讀北醫六年級。[/nop]
 
陳道明和呂文華是同鄉，從小認識，他們目睹山地生活凋敝，山胞貧苦困迫，認為是「來自大陸的平地人與外省人」的壓制，以及官吏的傲慢統治所致。所謂「來自大陸的平地人與外省人」，用今天的語言，就是福佬、客家、外省三大族群。換言之，這兩位原住民，是從「族群矛盾」（原住民vs.非原住民）和「階級對立」（弱勢階級vs.強勢階級）的觀點，分析山胞的生存困境，觀點可說正確而深刻。而他們提出的對策，則相當大膽前衛，也就是推動「台灣山地獨立」，簡稱山獨——它的緣起可推到1967年，由陳道明提出，堪稱戰後原住民獨立運動的先聲，可能也是絕響。
 
綜合官方檔案來看，山獨的基本理念是「台灣是山地人的台灣」，目標是發展「台灣山地獨立運動組織」，建立「台灣山地獨立政府」，將來自大陸的平地人與外省人驅出台灣。進行步驟為：聯合山地大專青年，深入山地基層，調查貧困資料予以運用，並秘密發展組織，實行反政府宣傳等。不過這是官方說法，真相尚待考證。
 
例如「台灣山地獨立運動組織」就是一個奇怪的名稱，如果已有正式組織，不太可能如此命名。如此命名，表示該組織還在醞釀階段。呂文華即說：「台灣山地獨立運動，僅止於構想階段，並無固定組織。」同案的秋賢嘉也說，「山獨」只是辦案人員便於查案而定名。
 
至於將平地人和外省人趕出台灣，今天看相當激進，歷史看則又不然。因為1960年代是革命的年代，激進是常態；而且這種主張，可視為原住民「出草」文化的遺緒，出草是早期原住民「捍衛主權」的手段。因此這一點，也不能遽論為官方羅織，而必須從歷史脈絡來理解。
 
[nop]活動：山地青年菁英大宣傳
秋賢嘉（32歲，泰雅族，新竹五峰鄉人）是「山獨」運動另一要角，1972年因為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一篇〈山地平地〉，被陳道明吸收，委以宣傳之責。秋賢嘉高農畢業，在軍中文藝工作隊當樂師；擅寫作，被陳道明認為「文筆銳利，具有煽動力」，先後在《先鋒論壇》、《國峰快訊》發表〈值得重視的山地社會問題〉、〈小山地的心聲〉、〈山地教育與山地社會風氣的關係〉、〈從質押童工談起〉、〈一個山地人的心聲〉等。這些文章，素材由呂文華提供，秋賢嘉論述成篇。他的論述功力，如果在漢人社會，足以成為大咖的專欄作家；在原民社會，這種天才型作家應是鳳毛麟角。[/nop]
 
陳道明還吸收鄭榮祥和廖英助。鄭榮祥（28歲，太魯閣族，秀林鄉人），高雄醫學院畢業後，先後任職花蓮門諾醫院、台北中興醫院。在中興實習時，認識「做人做事很夠朋友」的同鄉陳道明。事實上，鄭榮祥本身也很講義氣，據其自述：「在花蓮門諾醫院當住院醫師，有山胞住院或出院，而醫藥費不敷者，有求於我者，必全力使住院者順利住院，出院者順利出院。」從檔案來看，他與「山獨」少涉，充其量只是提供意見。
 
另一位提供意見的是廖英助（泰雅族，台中和平鄉人）。政大西語系畢業，1969年留學日本高知大學，受教於語言學家山田幸宏，是戰後第一個公費補助赴日留學的原住民菁英。案發時，還在高知大學就讀。
 
從這些陣容來看，陳道明確實頗具慧眼，能吸收具有族群意識的優秀人才。據「協靖專案」報告，陳還利用「旅北山地大專基督徒聯誼會」（他任會長）社團活動機會，向23名山地大專青年宣傳山獨思想，這些人包括胡德夫、林江義、吳文政、曹天瑞、林健二、葉保進、池漢鑾、廖守臣等人。他們當時雖未表明認同山獨，日後卻成為各領域的原民菁英，並為原民權益做出一定貢獻。由此，也可看出陳道明「山獨運動」的積極性和前瞻性。
 
除了陳道明之外，呂文華也吸收兩個人：一位是他弟弟呂文成（25歲），和杜文義一樣，協助張貼「反動標語」；一位是政工幹校同學詹登貴（27歲，排灣族，屏東獅子鄉人）。詹登貴是全案最無辜的涉案者，呂徵求他加入組織，他只有口頭答應，沒有後續行動。但因為是國民黨員，任獅子鄉內埔村幹事，當局怪罪他不舉報，而將他判刑。
 
[nop]判決：不幸之幸，輕判加減刑
以上是1974年10月破獲的「台灣山地獨立運動組織案」的大致脈絡。大部分涉案者，偵訊階段遭威脅哄騙、刑求毆打。如呂文華即遭警方「混罵、恐嚇、拳打，致精神崩潰，神經衰弱，日夜失眠，深覺生不如死」。詹登貴也被威嚇詐欺。這其中，呂文華、呂文成、杜文義、秋賢嘉四人都貧苦潦倒，呂文成被捕前更是「到處求生，行方不明」。[/nop]
 
1975年1月，本案軍法偵結起訴；7月宣判，結果令人意外，全案從輕量刑。本來，如照1950年代「叛亂案」的判刑標準，陳道明、呂文華都會去馬場町。但國家安全局「為多種因素」，決定對陳道明寬大處理，准其自首。由於對案首從寬，連帶其餘被告也「從平考量」。此外，該年4月蔣介石死，當局發布減刑條例，本案符合條件，刑責再減1/3。
 
於是，在輕判和減刑之下，這場「叛亂案」的最後刑期是：呂文華9年4月、呂文成8年、秋賢嘉4年、鄭榮祥和詹登貴各3年4月。至於廖英助，則「另案處理」，並未判刑。根據協靖專案資料，這是基於「為免迫使廖在日本更走極端」之故。
 
筆者研判，國安局所謂「多種因素」考量，最主要應該是本案判決前後，正值老蔣死亡，政局以穩定為重，不宜嚴刑重判，以加深原民社會動盪。其次，這是前所未有的山獨案件，必須謹慎拿捏，且陳道明供稱「山地大部分青年，或多或少都有對政府不滿心理，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加上自己也建立原民知識青年的人脈，有其影響力，當局投鼠忌器，不敢下重手。其三，原住民個性耿直，偵訊過程不擅周旋（這點確實和平地人、外省人不同），讓警方辦案相當順利；而且其中多人窮困，也成為輕判的考量。
 
[nop]劫後：鎩羽落地與振翼再飛
不過，輕判仍對被告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例如詹登貴，根據官方檔案和口述歷史，其父、其兄在四個月內相繼離世，其妻離家出走，坐牢三年卻已家破人亡。詹出獄後，喪失鬥志，抑鬱以終。這場政治獄也使秋賢嘉絕意筆耕，原住民喪失一流文才；設使不遭難，以其論述功力，今日絕對是意見領袖、健筆名家。[/nop]
 
另一方面，山獨案則是餘音裊裊：陳道明繼續走在反國民黨體制的路上，先後擔任「台灣醫界聯盟」會員、「原權會」副會長，之後加入民進黨，出任不分區國代和不分區立委。廖英助回國後，從事學術工作，成為原住民語言學者。特別是他歷時45年採訪、錄音、編訂、校正的《泰雅爾族語–漢語辭典》（上下冊），收集28,502個泰雅語單字，是原住民語言學的扛鼎之作，可視為泰雅族的另類百科全書。鄭榮祥出獄後，繼續行醫，並以「太魯閣建設協會」為平台為原民爭取權益，曾任第三屆理事長。
 
[nop]結語：凝視令人窒息的時代悲劇
這場發生在42年前的原住民獨立運動，雖以失敗告終，並湮沒多年，但凸顯的主題非常深刻，直切原住民歷史正義的核心。如果不了解戰後原住民的悲劇命運，就不可能正確理解本案。本文最後，謹摘錄這些政治犯對當時（1960-70年代）原民生活的見聞思感，以呈現本案真實的歷史背景：[/nop]
 
[nop]呂文華：常見時下山胞基層的諸般反常現象，窮苦潦倒，歪風進逼……現在當大官的，都是平地人及外省人，所以我們山地人抬不起頭來。
詹登貴：我們山地人生活貧苦，山地少女都嫁到平地，以後山地民族就有面臨絕種的危機。 
鄭榮祥：山胞各方面知識低落，容易受生意人之暗虧。比如有人招募海員，必先交付三、四千元，方可上船工作。[/nop]
[nop]秋賢嘉：
1.今日山地農村，部分平地商人之獨攬生意、剝削山地農民利益之事情，山地貧農怨言四起。
2.筆者長年自謀生活於外，所見山地少女不管其為何種種族，從事哀苦無告之低賤職業者，不勝枚舉。
3.一般山地青年由於毫無人事背景，以及社會歧視心理之作祟…泰半均從事粗重之工作…其收入勉可溫飽而已。
4.山地領導階級是幹什麼吃的？…做了幾年鄉長，十有八九大腹便便，這是養尊處優的恩賜…反觀部分山地農民，兩頰刮不出二兩肉。
5.許多平地莠民盡往山地求發展，諸如找姑娘、尋童工，都是這些王八羔子的超人傑作。
6.以東部「質押山地童工」為近例，以及不久前發生於烏來「販賣人口」的惡風而言…主持此項怪事的「男主角」，皆為村民之領導份子——村長。[/nop]
 
其餘尚多，茲不贅述。了解當時原住民的悲慘處境，對於這場山獨運動的緣起，也就能夠明瞭了——雖然它還是遭到無情撲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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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3月27日的《中央日報》第10版報導：1.在鳳凰花開畢業時節，不少山地少女離奇失蹤或者販賣做雛妓；2.新竹原住民國中生輟學，出海當船員。「山獨案」過了17年，原住民的生存困境依舊。[/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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