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罪止於基層嗎

普悠瑪列車發生翻覆事件，造成重大傷亡，不僅檢察官調查對象是以駕駛為中心，台鐵高層也不斷散佈超速肇事的訊息，但在謊言被一一戳破下，台鐵局長因此下台。只是讓人思考的是，對於翻車悲劇，果該由駕駛員來承擔一切刑事責任？
 
對於交通安全的規範，於刑事責任的歸究，向來是以駕駛員的注意義務為規範核心。如以此次事件來說，於目前，檢方乃將司機未能開啟自動防護系統，且以極高速度通過彎道，致屬於應注意未注意的過失犯處理，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惟從列車出軌前，即已出線諸多異常，甚至也預定到某站才修復下，超速駕駛到底是原因，抑或是系統錯誤與調度失靈等因素聚集所造成的結果，實應有更仔細與精密的調查與鑑定。
 
只是就算能查明列車翻覆，除了駕駛的過失外，尚夾雜有機械故障、調度疏失，甚至是車輛本身的設計瑕疵等原因，有很大的可能性，也無法對所有涉及者來究責。因依據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必須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致不承認過失型態的共同正犯。也就是說，類如普悠瑪翻車所造成的死傷結果，雖在客觀上，存有行為分擔的事實，但因無犯意聯絡，就不能以共同正犯論，僅能各別為論斷，致使集體責任因此被分割。
 
根據刑法第276條第2項，業務過失致人於死，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而雖然普悠瑪事件造成如此多的死傷，但因屬一個行為觸犯數罪，故依據刑法第55條，僅能從一重，而非數罪併合處斷。又依刑法第14條第1項，行為人按其情節，應注意而未注意，屬過失，故過失犯的成立，乃以行為人有注意義務為前提，但因立法者不可能於刑法中，一一列舉各行各業的注意義務內容，就得委由法官於具體個案來判斷，致趨於一種不確定。此外，我國刑法對過失，僅處罰有結果發生的既遂犯，而不及於未遂之情況。
 
也因此，只要這些夾雜其中的缺陷因素，尚未達於使駕駛者，就算盡到了注意義務結果仍會發生的境地，罪止一身的問題，還是會存在。比方說，普悠瑪翻覆事件，將來確實被證明，有機械故障、調度員要求即時到站、更有指示過站修復等等情況，但只要司機仍有自由意志、也能有效掌控火車的運作，諸多聚合其中的原因，就會被駕駛者的超速行為所遮蔽，致產生因果關係中斷，頂多屬未遂。惟我國刑法並無處罰過失未遂，就使原本也該被追究的其他人，免於陷入刑事訴追的泥沼。這也代表，一個可能是結構性問題，所造成的重大傷亡，最終還是由一人來扛起所有刑事責任的不公平現象，致凸顯出刑法的本質缺陷。

尤其如台鐵局長，雖負有對交通往來的總體規劃、鐵道與車輛系統的維護，及所有人員的教育訓練等等之統籌權限，自然對於交通運輸安全，負有監督義務。只是於具體事故之場合，關於具體的行車事務，如火車駕駛安全、車輛維修、訊號正常運作等等，是否也屬局長的統括權責，致屬於其注意義務，並因此為刑事究責，肯定會有擴張法條文義之疑慮，致碰觸到罪刑法定的紅線。
 
故對於這種集體或結構性的究責，似只能由被害人訴諸於民事訴訟。而依據鐵路法第62條第1項的事故損害賠償，或是依據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的公共建設瑕疵損害賠償，雖採取推定過失與危險責任，以來減輕被害人的求償困難與舉證壓力，但畢竟重點是擺在有形的金錢賠償，而非在一一檢驗與檢視，到底肇事的原因有哪些，欲藉由如此的途徑來求得接近事實的真相，肯定有其侷限性。也因此，對於積弊已深的台鐵，恐得主事者，大刀闊斧的改革，才能免使悲劇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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