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莫名所以的反滲透法

執政黨預計在12月31日通過反滲透法，以來防制境外敵對勢力對台灣的威脅，惟因違反此法的效果乃採取刑罰，就馬上得面臨是否違反罪刑法定的疑義。更重要的是，就算立了反滲透法，真的能用、有用嗎？
反滲透法欲規範的主要對象，自是所謂境外敵對勢力。而所謂境外敵對勢力，依反滲透法第2條第1款，指的是與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者，但衡諸現實，要達於此等的情境，實屬少見，故就附加以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國主權者，亦屬境外敵對勢力。只是所謂非和平手段，條文並未為行為之列舉，內容實極度空泛，就易流於恣意的解釋與認定。尤其此條文更進一步定義，只要是境外敵對勢力所屬的人、組織，甚至是實質控制的團體或機構，皆被納入所謂滲透者的範疇，但在所謂實質控制並未有任何法定標準下，就使反滲透法的處罰界限，可隨執法者的解釋而彈性伸縮。
用語不明確易滋疑義
而這種法條用語的不明確，處處出現在反滲透法的法條之中，如以第3條，即任何人若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捐贈政治獻金，可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來說，其中的指示、委託或資助，並非現有的刑法用語，就必產生解釋上的疑義。尤其是現行刑法，本就有共同正犯、教唆犯與幫助犯的規定，則此條文的指示、委託或資助，在反滲透法完全未為定義下，到底得回到刑法的正犯與共犯為嚴格認定，抑或是獨立的處罰規範，實完全無從條文中看出。
又根據反滲透法第8條，也將處罰對象及於法人或團體，即對法人或團體處罰金，並對負責的自然人處自由刑。此種兩罰制度，除了有一行為雙重處罰的違憲疑慮外，在現行刑法，尚未將法人或團體列入犯罪主體，且未排除負責人不知情得免責的情況下，實就無法避免刑罰無限擴張的疑慮。
又反滲透法處罰的對象，雖包括滲透與被滲透者。惟因滲透行為往往不在境內，
衡諸台灣目前處境，肯定面臨處罰不能的困境，即便先撇開此不談，依刑法第7條，對領域外犯罪須是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才為我刑法效力所及。但因反滲透法最重就是1到7年有期徒刑，若未特別明文此法的效力及於領域外，則於境外觸法的滲透者，就算來到台灣，恐也無法對之起訴、審判，致使此法僅能處罰境內的被滲透者。
法條要件充滿不確定
而由於此法的法條要件，處處充滿模糊與不確定，在檢察官不可能主動偵查下，就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由國安局或調查局等為移送，這不免會有針對性，致易落入鬥爭工具的口實。而就檢察官而言，一旦接受如此的移送，除了得面臨動輒得咎的窘境外，對於證據的找尋，也會陷入困難。且由於法條所謂指示、委託、資助等用語，實在廣泛無邊，勢必得限縮法條的解釋，也連帶使證據的找尋，必須趨於嚴謹與精確，但在此方面的相關資訊，可能都不在台灣，再加以我國與外國的刑事司法互助又不多的情況下，若僅依據本土所得資訊來證明所謂被滲透者遭滲透，就有很大的機率是基於猜測與懷疑，除非法院採取最寬鬆的認定，否則，肯定難以通過嚴格的證據法則之檢驗，致以無罪為終。
總之，反滲透法就算通過立法，但在只可能處罰境內的被滲透者，而無法處罰到境外的滲透者之國際現實下，就使此法的立法目的與功能，喪失大半。再加以此法處處充滿不確定，就讓人有動輒入罪之感，而司法者面臨如此的情況，在講求人權保障的現今，必然會限縮法條解釋，也必採取嚴格的證據法則。故此類案件就算來到法院，也有極大的可能，會基於罪疑惟輕而最終以無罪確定，致使反滲透法僅具有宣示性的意義。若果如此，則立此法的目的，到底在宣示對抗境外敵對勢力的決心，抑或在威嚇本國人民，實也讓人摸不著頭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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