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請監聽程序阻礙案件偵查嗎

台北市警局雖已逮捕峨嵋停車場雙屍槍殺案的主嫌，但台北市長柯文哲在看過檢討報告後，卻認為現行聲請監聽票的時間太長，而提出先監聽、後登記，即先斬後奏的制度。而事實上，在去年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簡稱通保法）修正後，就引來檢警機關之反彈，並認為將嚴重阻礙犯罪偵查。凡此現象，實已顯出，人權保障與犯罪控制間的衝突。

偵查機關欲發動刑事上的強制處分，乃以事先向法院聲請令狀為原則，以讓法官為事前審查，致能抑制執法機關的濫權。如以司法警察來說，根據通保法第5條第1項，僅有於重罪犯嫌重大且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得在檢察官同意下，向法院聲請監聽票。惟如此的程序，卻可能造成警察錯失破案良機，故於通保法第6條第1項即規定，警察於遇有擄人勒贖、放置爆炸物、殺人等等重大犯罪之偵查且情況急迫者，就可報請檢察官，以口頭告知先行監聽後，再於24小時內向法院聲請補發監聽票。故所謂先斬後奏條款，於現行法實已存在。

只是事後聲請補發令狀之規定，不僅立法要從嚴，法院審查亦趨於嚴格，且為了避免法院打槍，司法警察恐也難以大量運用此種途徑，致仍須循事前聲請的管道為監聽。也因此，目前法院即有設立監聽審查專庭之必要，除了可提高監聽核准的時間與效率外，亦可因此防止相類案件，卻因法官不同所造成的歧異對待。而更值關注者，則是關於通聯紀錄之規定。

一般所稱的通聯紀錄，指的是顯示通信兩方之電話號碼、日期、時間等訊息之謂，由於其中並無通話內容，故於1999年所制訂的通保裡，並未將通聯紀錄納入此法的規範範疇。故於過往，除得通話者同意外，依電信法第7條第2項，必須有法律規定才得向電信業者為通聯紀錄之調取，國家通訊委員會亦因此制訂有「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訊紀錄實施辦法」，做為執法機關調取通聯紀錄之處理準則。只是根據此辦法第3條第1項，僅規定調取通聯時，公部門機關應考量必要性、合理性及比例原則，用語不僅空泛與模糊，對於得基於哪些目的為調取、門檻與要件為何，皆無任何明文。如此之規範，不僅缺乏法定性，更無庸任何理由，只要司法、監察、情報或治安機關提出申請，即可輕易取得個人的通聯隱私，致等同是法律的空白授權，而為人所詬病。 

故在去年通保法修正裡，特增加第11條之1，即針對此種無通話內容的電信紀錄，除非是屬十年以上之罪、強盜、搶奪、詐欺、恐嚇、擄人勒贖，人口販運、毒品、組織等犯罪，得由檢察官職權或依警察聲請為調取外，否則，就僅限於三年以上的犯罪，才可向法官聲請令狀來調閱。 

如此以法定刑高低，來決定是否由法官審查與決定之規定，其道理何在，實讓人摸不著頭緒。又根據此條第8項，情報機關為國家安全所為的資料蒐集，並不受此規範之限制，則在某些機關兼具有犯罪調查與情報蒐集之雙重機能，如調查局，若為方便性考量，勢必會以情報機關之角色向電信業者為通聯調取，則此嚴苛規範對之，亦等同虛設。更成疑問的是，通保法所規範的監聽對象乃為刑事犯罪者，則非關犯罪偵查目的通聯調取，如失蹤人口找尋，到底要同樣適用通保法的嚴格程序，還是仍適用電信法及其相關辦法的寬鬆規定，即會產生很大的爭議。亦顯露出，我國立法者向來所缺乏的配套修法之思考，反製造更多的問題。

不管如何，檢警機關事前向法院聲請監聽票為原則、事後補發則為例外，乃為現代法治國家之通則。基於人權保障與犯罪控制的平衡，或可為細節規定之調整，若因此將先斬後奏的例外變成是原則，就有步入警察國家之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