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蜀人何以得譚君？——譚松教授新作《血紅的土地》序（2）

在中國的史書上，兩千多年前，就有人說出了「君子不虐幼賤，畏於天地」的話。但是，在這本採訪錄中，那個遠遠超過「垢莫大於宮刑」，卻同樣被「催折了陽根」的老地主李曼的血淚控訴、那些被土改民兵們輪姦致死的地主女兒們的悲苦冤魂、那個「丈夫被槍殺/女兒被餓死」的「地主婆」的悲慘人生、那要專門槍擊地主「天靈蓋」的惡毒用心以及對地主們使用「炮烙之刑，開膛挖心，點天燈……」等各種各樣的非人酷刑，無一不讓我們再一次深刻地體會到毛澤東那句「流氓地痞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的「革命真諦」！

必須一問的是，中共當真是想通過土改，將剝奪的地主土地分給農民嗎？當然不是，因為轉眼之間，共產黨就用種種辦法強迫農民交出了土地。從此，中國廣大農民被迫走向了所謂「集體化」，即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現身的「農奴制」。書中所引用的董時進先生在1951年所說的話，實在是妙不可言。簡言之，中共是將他人的土地和財產分配給農民的，但很快中共就用所謂「合作化、集體化和公社化「將農民手中的財產變成了「國產」——實際上的「黨產」，以至今日才有「黨賣國土，民無私田」這樣一個史所未有之離奇景象的出現。正如作者所說，中共層層統治集團正是因為擁有了「賣不完的國土，鬧不完的血撤」，才有了今日那一桌桌似乎是「享樂不完的天下盛宴」。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就是中共發明的所謂「土地財政」。本書後面作者對於中共「土地財政」的研究所得，委實應該認真一讀。

同時，作者還徹底和深刻地批判和否定了中共的所謂「社會主義公有製」。這使我想起，1986年11月11日，在武漢大學的千人講演會上，當在座的師生有人問我應該怎樣看待中共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時，我未暇思索便一口答道：「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就是中國層層統治集團中人最完美無缺的私有制! 」一時掌聲大嘩。

但是，三十多年之後，當我在海外讀到譚松先生對中共「公有制度」的詮釋和譴責時，我則不能不心悅誠服。因為譚先生正是從對土改的研究開始，將共產黨的公有制的建立和發展，解剖得淋漓盡致。而殺人土改，就是中共奪權後實施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開始。因為，只要中共在消滅了農村地主階級的私有制，又迅速地強迫人們走上了集體化和公社化之後，中共就牢牢地將農民的「生命線」攢在手心裡了！共產黨「革命」時曾說：是農民養活了地主，工人養活了資本家。可是，自1949年以來，共產黨一直在說：「是共產黨養活了全中國的人民。」要知道，中共是在「消滅私有製」的大旗下發動殺人革命的，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是在這竿大旗下用血淋淋的槍彈和刺刀來實現的。

中共從土改發明「土地財政」便已經開始了的「享樂天下的盛宴」，就是這樣地一直擺到了今天。而今，其鋪張之宏麗，饕餮之大觀，實為當今世界之最。然而，在他們那朱華無比的流水宴裡，是不是早已噴射著中國千千萬萬地主們潑地的鮮血，更流淌著當今中國億萬人民的膏血呢?
它們還要「潑流」到哪一天？

三，九州本是堯舜國，何來馬列奪魂魄 ?

有必要說明的是，就算中共發動土改有其「不得不為之」的政治、經濟和戰爭等原因，中共也不必非要將土改搞成一個可怕的、甚至是瘋狂的殺人運動和酷刑運動。中國歷朝歷代的開國皇帝和新登基的帝王們，其首要之策，都是「大赦天下」而不是「大殺天下」。敗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幾乎是同時發動了台灣的「和平土改」，非但不曾殺害一人，卻在政治、經濟、特別是民生等各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如果一定要追溯中共非要進行殺人土改不可的思想政治和歷史文化緣由，那麼，譚先生的這本《血紅的土地》倒是為我們提供了極為深刻的認知。

一個嚴峻的世界性的事實是，近代以來，在歐洲民主革命的大浪潮之間，出現了一家新的、被稱作「馬克思主義」的「共產教」。它誕生在十九世紀，卻處處與十九世紀歐洲的民主大潮反向而行。它不僅攻擊由民主革命所創立的各民主國家為「資產階級共和國」，而且還要在「消滅私有制」的旗幟下，發動世界革命，以推翻這些「資產階級共和國」，建立「無產階級的專政國家」。其手段，就是通過發動階級鬥爭，換言之，就是發動大規模的殺人革命，以進行血腥的「階級制裁」。制裁的對象，就是資本家、地主和富農。還有，任何一位被認為是反對他們「革命」的人，即被他們裁定為「反革命」。

半個多世紀後，有著特殊歷史基礎和社會基礎的俄國人，終於根據馬克思的階級革命理論，推翻了本國剛剛因爆發民主革命而建立的「二月民主政府」，剿滅了剛剛拉開民主憲政帷幕的國民大會，消滅了剛剛創立的「俄羅斯共和國」。從此，列寧和史達林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階級鬥爭，施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階級大屠殺。其慘烈和血腥，竟遠遠超過了中世歐洲「為教殺人」的千年宗教統治時期，並終於重新建立了歐洲歷史上最殘酷的「靈肉雙治」的「宗教極權統治」。

本書作者正是因為看透了這個至關重大的歷史、政治和文化癥結，所以，他才在該書中，揭示了中共發動殺人土改的根本緣由，實際上就是中共公開「為教殺人」的一個血腥大開端。當然，這個「教」，就是中共自1920年8月起（註7）就已經正式信仰的「共產教」及其「馬列神」。其殺人方式和手段，也與蘇俄當年一模一樣，乃有一個統一的「宗教殺人模式」。

本書作者是用他的採訪錄和他的土改理論研究，來說明中共殺人土改的外來性質和馬列「惡教」行徑的。共產黨派遣的土改工作隊下鄉後，首先就給那些主要由流氓地痞組成的「土改積極分子」灌輸馬列的階級鬥爭理論，簡言之，就是灌輸馬列教的「殺人教義」，即為什麼要殺地主的政治理由。然後在這個「殺人教義」的指導下，按照中共「階級鬥爭是可以調節的」（毛語）的「靈活」政策，結合當地的情形，開始對本地農民劃分階級。階級成份一經劃定，便立即將該「革命教義」與共產黨及當地流氓地痞的「革命要求」相結合，召開群眾大會，公開批鬥地主，逼迫地主交出土地和錢財，並公開使用各種酷刑折磨他們，最後將他們公開處死，甚至還要他們死得「很難看，很恐怖」——這就是共產黨領導下，大陸各地流氓地痞對地主階級進行殘酷階級鬥爭和實行殘暴專政的「勝利」過程。

所以，殺人土改是由外來的「洋教階級鬥爭和洋教階級專政的教義「所支撐的、是以蘇共如何在俄國農村大殺富農、奪命搶財的野獸行為作為榜樣的。誠如書中所記述的那樣，當有農民同情某個地主時，一位土改民兵隊長竟然會用一句極粗野的話罵出了「共產教「的殺人真理：「狗雞巴你不懂階級鬥爭嗦！」這個殺人的「洋教教義」就是這麼簡單和迅速地通過中共的土改，滲透進了所有中國人的靈魂。此其一。

其二，中共利用殺人土改來實行「為教滅族」。滅誰的族，當然是中華民族。彼時的中共確信自己已經消滅了「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中華民國」，接著，就要根據「共產教」的教義和史達林的旨意，來讓中華民族「脫胎換族」了！

譚先生揭露的手段之一，就是中共利用土改大殺中國鄉村地主，以此來摧毀中華傳統社會和現代民國社會在中國廣大農村的社會政治基礎。在傳統中國和民國社會，通常都是縣以下不設政權。中國廣大農村社會，除卻非正常時期以外，都由農村中的地主鄉紳們來從事管理。作者在書中說得好，中國農村中的地主鄉紳主要從事的社會公共事務，就是「興辦教育；興辦公益慈善事業；調解糾紛，主持公道」。他們在相當程度上不僅頂替了政府的一部分職能，而且比政府更能夠「善解鄉情，普及公義」，甚至更方便和更能夠減少與化解農村社會階層間、團體間和個人間的不應有對抗。在完備的民主法治時代還沒有到來之前，它曾在數千年中，成為中國農村社會管理的主要方法；在民國建立以後，它同樣是農村民主法治建立過程中的主要協助力量。民國開元，孫中山和宋教仁等赴農村舉辦選舉，協辦者均為本地的鄉紳地主。中華民國在傳統上與中國的歷史一脈相承，中華民國的農村地主們也都是接受和贊成民國的。

但是，中共奪權篡政之後，其重大的「開台大戲」之一，就是發動土改殺盡地主鄉紳，扶之以流氓地痞所建立的共產黨農村政權，這就不單是將中國的民間社會徹底毀棄，而且將中華民國農村社會的政治基礎全部地毀滅了。其結果，就是中共的所謂「新中國」，從根本上脫離了中國五千年的社會傳統，脫離了民國的共和國統和法統，而用前蘇俄的社會體制，明確地取代了我們民族自身的社會政治體制，造成了我們民族之整個社會生存環境的徹底改變。從此之後，大陸的「中國」還是中國嗎？

手段之二，就是中共用大殺中國鄉村地主來「摧毀中華傳統社會和現代民國社會在農村的文化基礎」。因為在「舊」中國的農村，誠如作者所愷切指出的那樣：「地主和鄉紳們大都是農村中的文化人士，是當時鄉村的文化精英，具有較好的道德素養，儒家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的薰陶在他們身上體現得最深也最普遍。」同時，「地主大多是農村中最有經濟頭腦而且善於經營的人，其中大多都是省吃儉用不事奢華的人」他們不僅是傳統中國社會的繼承者，而且是傳統中國文化的傳承者。孔子說「道失，問於野」，就指的是他們。

註釋:
7.1920年8月，蘇俄已經派人在上海為各地共產黨小組成員成立了「臨時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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