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廣角鏡】新冠和醫師角色的蛻變

醫師，是一個滿特別的行業；醫病關係，是一種很特別的關係。病人在醫師面前，很有可能在幾分鐘之內就必須寬衣解帶接受理學檢查；有可能必須張開嘴巴讓醫師鉗弄你的牙根；你從未跟人說過的隱疾，必須要向醫師一吐真言。而這個醫師，極有可能跟你才認識不到15分鐘。

穿上白袍的醫師，就像穿上法袍的法官一樣。醫師很少在診間跟病人哈啦家常閒事；就向法官應不太可能跟被告或律師在法庭上打屁一樣。因為他們穿上白袍法袍的時刻，他們已經「不是自己」了，他們代表了專業，代表博愛和正義。

新冠大流行之後，醫師自認變得更「像我自己」

新冠大流行之後，很多醫院都改成遠距醫療，紐約的醫院可能要等到6月1日才恢復正常的門診。波士頓的哈佛醫學院的精神科醫師Michael W.Kahny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JM）的一篇〈大流行和角色扮演〉 （Pandemic and Persona）十分誠懇地告訴我們，他在新冠疫情的遠距醫療之中，感受到作為一名醫師在角色扮演上的改變。Michael W.Kahny是一位老醫師，他說，做為即將進入職業生涯第四個十年的精神科醫生，「冠狀病毒到來之前，我很早就注意到我的專業角色可能會有所改變；我對病人的態度逐漸演變為融合了我個人的更多角色。」

隨著時間的累積，醫師對專業能力的不確定性和疑問，逐漸被更多的「信心」和所謂的「專業知識」所覆蓋了，換句話說，醫學原本就存在的「不確定性」，但在越來越多的「專業知識」找到「答案」，而使自己越來越相信自己在臨床上所做的判斷。不過，在新冠大流行之後，「我感到更加自由地與病人自發地採取互動，變得更『像我自己』。我更樂於分享某些有限的個人詳細生活細節（度假勝地，看過的電影等），並且更願意使用幽默來進行醫病之間的視角調整和對話潤滑。」

醫病關係的改變，影響了病人；也影響醫師

Michael W.Kahny表示，這種在醫病關係上的「放鬆」，並不意味著要破壞醫病界限。當然，我不會與病人分享我的純個人問題，也不會與他們進行向朋友一樣的社交關係，也不會徵求他們在我投資或房屋維修方面的建議。但是我顯然地發現，我的「專業角色」和「日常角色」之間的差異已經縮小了。我覺得自己更像個「人」一樣，又是貼心的技術人員。單單這種心的醫病關係的聯繫，對於病人來說似乎常常是具有「治療性」的；對我而言則使我的行醫生涯更真實，更生動。

他指出，然後大流行來了，在兩週內病毒激增的前景使人們的注意力更加集中，臨床重點變得更加清晰，我們立刻知道該先做些甚麼；不過實際上，幾週的遠程門診經驗告訴我們，共同的危險還是需要一種專業彈性的，否則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發現問題。我做得更多，不僅要詢問病人的應對方式，而且還要調查他們的家人和朋友的情緒和身體健康狀況。病人反過來問我，我是否健康以及家人的狀況如何有關嗎？我通常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是的。我問病人是否正在做運動以及他們感覺如何孤立。有些病人的日常生活變化不大，而對另一些病人而言，社交距離卻是「天賜之物」，他們正享受孤獨呢！我想問病人如何度過他們的日子。一名病人他拿起正在閱讀的每本書，舉著電腦照相機拍給我看，這樣我就可以看到封面了。在透過網路的遠距門診期間，另一位病人的貓突然出現在框架中，這讓我反思了寵物對在疫情隔離中，其對病人的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我觀看了另一個病人的公寓視頻，發現看到他的生活情況比我想像的要井井有條，我感到很欣慰。有時我覺得自己更像是鄉村醫生，對我的病人瞭若指掌。透過遠距門診，醫師對病人的新認識，是珍貴而有價值的。

醫生和病人正在分享創造歷史的經驗

遠程醫療缺乏身體上的親密關係，使得這種不習慣的非正式行為，似乎與醫病關係不再那麼矛盾。醫生和病人正在分享創造歷史的經驗，正如據稱在狐狸洞中沒有無神論者（There are no atheists in foxholes）一樣，災難中似乎很少有陌生人。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即當人們面臨巨大的壓力或恐懼，例如戰爭時，人們將會相信一種超然的力量以求安慰。

Michael W.Kahny進一步指出，由於我們對病毒的共同脆弱性，當前的危機為醫師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他們更容易認識到「事實」，否則這些事實可能需要數年的時間來學習：醫師與病人沒有什麼不同，並且以類似的方式與病人互動，可以令病人感到滿意並為醫師帶來自由。醫師通常將專業性等同於一種正式的角色扮演，並擔心偏離這種態度可能會導致過度的「隨意性」或「邊界」問題。這些是必須考慮的真正問題，但又不影響臨床聯繫。確實需要學習傳統的醫療程序和態度。但是爵士樂大師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所說的即興演奏的秘密，是學習和弦的變化然後忘記它們。不是嗎？那些醫學教科書上寫的，只是一些原則；臨床如何運用則存乎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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