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求醫的意願及方便性在過去幾十年中有很大的改變。
日本人在20世紀初引進西方醫療及設立現代西醫敎學的醫學院來台灣。當時日本人因受到外國、尤其是當時科技發達的德國及其它歐洲對疾病認知及研究的成果,以新知識在臺灣培訓出當時代的「現代醫學」及「新世代的醫生」,推廣執業「西醫」服務大眾 。將近7、80年間,雖然傳統中醫治療仍然存在,但一般民眾愈來愈接受現代醫療,求診及防疫的心態也有轉變 。我祖父輩當時的病人問題大多是感染科的疾病,醫療多採症狀治療,因易感受到療效,漸漸讓本地人接受「西醫」的診治概念。
隨著台灣民情改變、社會進步、經濟條件改善、生命延長, 如高血壓、心臟病等「文明病」患者增加。過去6、70年間的醫生在檢驗 、影像診斷及藥物治療上,承接了國際水準。尤其過去十多年間,因分子生物學、新的影像學檢查 ,加上病理診斷的突飛猛進、公共衛生的注重,新藥研發更改善了治療效果。在臺灣,更因為有很好的健康保險,求醫便利,一般民眾也更關心自己及家人的健康,因此改變了醫病關係。尤其最近民眾對專業解釋有不同的意見,造成的影響正負面皆有,也讓醫病溝通更多元化。
多年前,一般的病人求診以減緩病痛,病情嚴重的病人或家屬認為病況「好」,是代表病狀改善及病痛舒緩。我父親輩的醫生卻認為,以關心及耐心支持病患及家屬比療效更重要。病人家屬對病情預後,往往以詢問「醫生,這病會死嗎?」把「衰氣」推給醫師,而避開直問是否病人狀況會「好」,以避開邪氣。
過去大醫院少,特別安排到大醫院就醫治療的病人也較少,一般視病情嚴重或複雜才會住院治療。當時慣用點滴給藥,或用所謂「特效藥」黴素抗生素(mycin)來暗示病患的病情嚴重。後來在地方小醫院或診所也用類似的處置,讓病人或其家屬感受醫師盡力的治療,來加強醫病溝通及互信。也因此有些病人或家屬求診時會先自動要求用「大筒」(點滴)及貴重的藥品治療,而引發醫病糾紛。
時代的進步及經濟條件的改善,求醫目的也有所改變。精密儀器的診斷科技及「文明病」的人口愈來愈多,加上方便的醫療制度及民眾受媒體影響,而追求方便、快速又「高級」的診斷技術確認身體狀況,大型醫院的數目增加以及設備的投資擴充 ,改變了醫病關係的互動模式。病患或家屬參與病情討論及決定治療的過程,使得貴重檢查及用藥上的要求増加。醫療人員為了減少衝突或利益因素因而順從要求,增加更多的檢驗,引伸出醫病關係的扭曲。醫療機構因為要做好「診斷」及「服務病患」而增加了經營成本 ,也增加不當使用貴重儀器的檢驗,以增加更多的收入。利潤導向經營的醫療機構,也會以經濟的觀點來應付病人。
近代的醫療照顧,往往是多科醫師照會及醫護人員參與的團隊照顧,而使嚴重複雜的病情穩定下來或得到康復。因此在醫病溝通上如果解説不協調,也會造成醫病溝通的誤解。醫護人員事先溝通以達共識,再向病人或家屬病情吿知及說明,也非常重要。
媒體報導對醫病溝通也有很多影響。有些是特例的報導 ,醫師以誇張的語句來介紹神奇的療效、特殊儀器的使用,突顯出不同醫院或醫師的「專業」,也因此影響了傳統醫病溝通的方式。網路資訊的散播很普遍、也方便搜尋。有些病人或家屬會直接詢問個別醫師對某疾病處置的經驗,以診治方法及類似病例數字、使用某種診治儀器設備,來對照醫師或醫療機構的專業能力評估。最近最常被問到的是斷層掃描儀器的速度或「幾切」,來決定是否到此醫療機構就醫,醫院有沒有某種手術的貴重儀器也影響就醫的意願。
以溝通、真誠、同理、關懷及互信的傳統醫病關係,在現代資訊充斥、人際互信關係逐漸薄弱的功利主義激化下,已日漸轉型。
媒體報導,如果用字遣詞不夠精準,很容易誤導民眾。尤其是醫療糾紛的報導 ,在雙方爭論還沒有定論之前 ,便散播欠缺公正客觀的報導,而扭曲事實,誤導一般民眾,而加深了醫病關係的隔閡與對立。在法律上,醫病關係不該被認定為買賣的行為,但是解決醫療爭議時,卻是以財務補償來作和解仲裁的方法,也因此而衍生出醫師需要做更多的防衛性檢查。醫病雙方如何發展合情、合法、合理的共識值得深思。同時傳統醫藥的療法,如中藥、草藥、推拿、「秘方」等等仍深植台灣人心。姑且不論其療效如何,但與現代科技認證的治療混用時,也容易引起醫病溝通的困擾。
時代的進步演變到遠距醫療,對居住不便或出入不便的長輩、活動不便者,增加醫療服務的機會。但是否會有溝通的鴻溝倒也值得探討。電子產品日新月異,病人或家屬有時候用手機產品錄製語音通話,來比較不同醫療人員對病人病情的說明,引發爭議性的對話,造成更多醫病間的摩擦。
總之,醫病溝通牽涉很廣,也是藝術。社會的𨍭型,人權的保障及共識也在時代演變中進步 ,當然社會大眾的宗教信仰、倫理觀點,也有很多的調整。但真誠的醫病關係,應該是以促進互信為基礎是不會改變的。
早期被推薦或考選而進入學制下培訓出來的醫師,因為人數不多,而 被認為是社會知識份子的「紳士」。當時醫師被尊稱為「先生」,一般民眾對紳士級的醫師大多非常「尊重」,而醫病關係較單純。時代進展及敎育普及 、資訊傳播更廣泛,加上人權意識抬頭,醫病對話的方式及內容也轉型, 甚至醫療被商業化的狀況,也增加了一些「不信任」或「存疑 」的隔閡,將來醫病溝通如何改善,應當值得社會大眾好好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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