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兩國的同規異途－淺談《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一書

本書是由中國學者王曉秋所著，他在書中從《日本國志》與康有為的《日本變政考》來論述中日近代關係。作者透過對《日本變政考》的研究，對康有為思想和戊戌變法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他認為康有為在維新運動期間最重要的變法宣傳手法並不是通常說的「托古改制」而是「仿洋改制」。
 
康有為在百日維新期間的議會觀，並非要求立刻開國會，而是緩開國會，先「以君權雷厲風行」。作者從四個角度去探討中日關係，第一個角度是關於近代中日兩國的互相認識。分析中國人的日本觀與日本人的中國觀變遷，它給予兩國歷史與兩國發展很重大的影響。
 
作者第二個角度是近代中日兩國歷史的互相影響，例如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並被幕末日本人稱為「天賜前鑑」的鴉片戰爭，究竟對日本產生了什麼影響？第三個角度是中日近代的文化思想交流，兩國的文化交流是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中不可忽視的方向。第四個角度是近代中日兩國歷史比較研究，比較研究是歷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可以啟發思考，加深知識。
 
書中第一章主要是講近代中日兩國互相的認識，清政府由於對日本認識的膚淺，對日本政治、經濟、軍事狀況缺乏正確分析，導致與日本關於台灣、琉球、朝鮮問題交涉和甲午戰爭戰略指揮中的許多錯誤。作者從康有為的《日本變政考》分析為什麼康有為要「以君權雷厲風行」而非發展議會政治，他認為第一，康有為認為中國的開明士紳階級力量太薄弱，無法實行革新。第二，康有為認為中國新式教育尚未普及，因此無法實施民權。第三，康等人把希望寄託光緒皇帝身上，相信以君權制度來實施革新。第四，康有為有很大的政治抱負，他希望維新運動能成功，掌握政權，將來以成為中國維新的元老。
 
不過康有為倡導議會政治，卻又尊君權，這種矛盾性格反映當時中國改良派的兩面性。在第一章，作者寫到日本人眼裏的晚清社會等，引用一位日本人遊歷中國後所寫的遊記中，見證日本人與中國人文化交流的一面。
 
第二章中，先指出日本人從中國鴉片戰爭中受到震驚刺激，然後吸取經驗教訓，同時推動了日本維新改革。鴉片戰爭讓中國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增加日本有識之士的危機感，而後太平天國的爆發間接影響日本的明治維新。作者認為太平天國革命的爆發牽制西方資本主義力量對日本造成的壓力，讓日本走向維新運動獨立發展資本主義道路。
 
西方列強公開干涉太平天國運動遭到太平軍的打擊，讓當時列強不得不放棄侵略日本，在國際局勢轉變下，列強支持明治維新，日本因而減少列強侵略的壓力，讓明治維新運動得以順利推行。一八九八年，中國戊戌維新失敗，日本政府選擇保護康有為與梁啟超，最主要的原因是日俄對立，日本與英國想透過合作牽制沙俄勢力，日本政府決定與英國對華政策協調，共同營救親日英的維新勢力。
 
作者也提到中國辛亥革命，日本人把辛亥革命與日本人民爭取民主權利連繫起來，表達了對天皇、軍閥、官僚統治的不滿，並藉此喚醒民眾意識。此時日本「護憲運動」中，眾多團體要求維護憲政與落實民主權利，導致桂太郎與山本內閣的垮台，史稱「大正政變」或「大正維新」。日本人稻垣伸太郎在〈中國革命和我們的閥族政治〉指出：「在大正新時代的新政治之一，就是要去除藩閥、官僚這些明治時代留下的弊害，進行政治上的一大革命。也就是說，大正維新意味著第二個中國革命。」
   
第三章是關於近代中日文化的交流，作者提到日本明治維新後的中日交流對中國政治思想的發展影響很大，中國人此時開始探究日本快速富強的原因，更有人鼓吹效法日本變法。而中國新文化運動中代表人物如陳獨秀、魯迅等人都是留日學生，他們所提倡的民主、科學等新思想都是受到了日本思想文化的影響。
 
晚清時期中日文人間也流行著詩歌吟唱，藉由中日文人舉行詩會，留下了許多文章紀錄，也促進中日兩國間文化交流與彼此間友誼認識。
   
第四章近代中日兩國的歷史的比較研究，作者指出中日兩國的閉關鎖國政策有其共同歷史背景，而且也是一種消極保守的對外政策，然而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挾帶資本主義武力入侵中日，證明了兩國閉關鎖國政策的失敗。而在中日分別打開門戶後，中國發生鴉片戰爭，刺激了中日兩國的統治集團，不過相較於清政府的反變革，日本統治階級積極學習西方文明，以求日本的進步，如幕府的陋習改革、各藩的藩政改革等，為日後的明治維新打下良好的基礎，而各國列強對中日兩國的不同態度也造成中日兩國日後走向不同的道路。
 
再來作者提到中日兩國對西學態度的差異性質，中國主張「中體西用」，日本則主張「和魂洋才」。作者認為中國「中體西用」思想由於保守性、排他性，最終造成了中國近代化過程的包袱、阻力。而日本「和魂洋才」思想由於靈活性、可容性，因而促進了日本近代化的一股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