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國際政治的另一個觀點

一、從政治文化的特色談東亞的國際政治
當我們觀察東亞的國際政治時，可以觀察到幾個現象：首先，中國與北韓、南韓對於日本極端不信賴，而台灣則對日本人相當友善。日本人至今無法像德國一樣，對於過去二戰的行為做徹底的追究，而把日本建立為西方長期以來所追求的正義之國。中國與南韓其實是持續以這個立場對日本展開批判，而日本人最大的態度是盡量想要用錢來解決過去的齷齪，它想要透過時間的經過與和平的外交、商品及文化的傳播讓人們淡忘這段歷史，而始終不願正式面對歷史，更不願對過去的歷史採取行動來認錯。而日本人所以會這樣做，其實是有原因的，因為中國政權與北韓政權對人民的殘暴與屠殺勝於日本人所為，這讓日本人更可以藉此閃躲對自己不義行為的檢討與面對。而因此所呈現出來的現象就是：在中國、北韓、南韓、日本之間，很難看到正義這種共通價值的存在，一方在批判他方不正義的同時，卻是自己在做更不正義的勾當，而這正是東亞政治弔詭的地方。

就台灣來看，這個現象也是相當程度可以適用的，台灣人親日是因為祖國帶來了屠殺與迫害，迫使台灣人懷念起舊日的四腳仔統治者，而祖國來的國民黨政權也跟中國共產黨一樣，始終不願對自己屠殺人民的行為認錯（認錯是被害人李登輝前總統開始的，而這就證明了國民黨始終沒有認錯的真心），相對地，在政治上被迫害的台灣人因為對於外來政權強力的統治萬般無奈，這就造成自己對於日本過度的美化，而無法對於真實的日本有清楚的了解。當南韓或中國就慰安婦對於日本譴責時，台灣會出現兩種立場：一個立場是和中國共產黨一樣，對於日本加以批判、譴責的國民黨，而另一個立場就是幫日本辯護的聲音或是採取不譴責、不說話的立場，而這也顯示台灣沒有以正義的角度來看待國際政治的事件。

二、文明的衝突一書所提出的銳利觀點
美國知名的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在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在這本書當中，他說：於冷戰後的現代世界當中，對立的主軸將是不同文明的彼此衝突。他在該書中強調文化在國際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在書中列出了中華文明與日本文明，並認為中華文明是在西元前15世紀左右誕生，是以儒教為基礎的文明，也可稱為儒教文明，這個文明以中國為核心，包含台灣、北朝鮮、南韓、越南、新加坡；至於日本文明，他認為是從2世紀至5世紀從中華文明衍生而成立的文明圈，這是只在日本成立的文明。杭廷頓認為中華文明因為經濟成長、軍備擴張、居住海外之華人社會的影響力等因素而正在擴大其影響力。

1996年所出版的這個著作，從現在的時間點來看，我們不得不佩服其銳利的先見，而這正是我們所說的東亞文明圈的成長、矛盾與衝突，而這個文明圈的共同要素是儒教、佛教與漢字。

事實上，北韓的核試爆已經在東北亞造成緊張的氣氛，而如果真的爆發戰爭，日本與南韓將會首當其衝。這個燙手山竽目前正逼使國際社會面對去解決。但問題在於：東亞文明圈何以因為儒教文化的影響而形成今日的衝突局面呢？如果我們今天不從正義這個角度切入的話，事實上，台灣也將永遠處在提心吊膽的衝突當中。

三、東亞文明圈中的現代日本
或許大家都會認為東亞文明圈的最大問題是在中國。但是我們或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東亞的國際政治，這個角度就是：日本如果在二戰後像德國一樣，徹底追究戰爭發動者與協力者的責任的話，那麼今天東亞的局面將是全然改觀才對。但是何以德國能，日本不能呢？

（一）從余杰先生的「誰與哀哭者同哀哭」談起
作者在民報9月23日余杰先生的專欄「誰與哀哭者同哀哭？(下）」一文中看到了他對日本的看法，他談到：日本是亞洲最早、也最成功實現西化（民主化）的國家，儘管經過一段軍國主義的歧途，但二戰後由美國佔領軍主導轉型，到今天總算成了亞洲民主的典範。但是，在廣義的「西方國家」中，日本是唯一甚少有基督教因素的國家，日本基督徒的比例甚至比中國、香港、台灣還要低。雖然日本也有像賀川豐彥這樣了不起的基督徒，但基督教在社會上的影響並不大。換言之，日本學到了西方的皮毛，卻丟失了西方的根基。美國學者艾力克斯・科爾在《犬與鬼：現代日本的墮落》一書中，甚至將日本看作是「現代化失敗」的例子。

（二）受儒教文明影響的日本文化
余杰先生在上文當中，主要是訪談班忠義先生，班忠義先生娶了日本老婆，他在訪談中說：我每次回到日本，都感覺像掉進了一個陰溝似的，這是一個非常保守的社會。透過戰後的民主教育，民眾的文明素質普遍提高，但精神層面和英美基督教信仰脫節。它只有世俗的文明，號稱「禮儀之邦」，但那是魯迅所說的「吃人的禮教」，每個行動有板有眼，按照規矩辦事，束縛了人的自由發展。這種禮教如同聖經中猶太人的律法，沒有因真理而來的自由。就忠誠而言，過去日本人的忠誠限於地緣關係，一個小村落為細胞或核心，然後擴展成一個地區，最後擴大到日本這個國家。只要你為日本帶來好處，你就是義人，這就是日本民族的義，而不是基督教「普世的、萬國萬邦」的義。所以，二戰中的日本老兵才會認為，他們在中國殺人放火是為了日本的生存發展，是為了日本的義，不認為自己是在犯罪。在日本，普遍性的、超越性的價值未能建立起來，日本民眾和政客考慮國際關係和國內事務，大多都是以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為出發點。

四、從留學經驗中所產生的日本觀–我對日本文化的看法

余杰先生與班忠義先生對日本的看法其實從表面來看，是相當正確的，不過卻有一些問題存在，例如日本基督教徒雖然少，但是是否有基督徒就必然會在日本帶動公義精神的出現呢？依筆者的經驗，日本的基督徒其實是徹底帶著日本外衣的基督徒，外國人是很難打入的，而且「日本人每個行動有板有眼，按照規矩辦事，束縛了人的自由發展」與其說是儒教的影響，不如應該說是儒教被日本化。在我個人的觀察，日本人有辦法吸收他們認為是先進的文化，但這個文化一定會變成是日本式的文化。
其實，日本社會是個文化全體主義的社會，日本人在整體社會的壓力之下，就形成獨特的個人行為與社會行為。這可從如下幾個面向加以敘述：

1、由於團體在前提上被認為是絕對的，因此日本人就形成「注意他人型」的性格，日本人很在乎他人的指指點點，這就形塑出大部分的日本人沈默寡言的性格，為了使不熟悉的個人能互不侵害隱私，日文中就有許多有禮貌但卻相當固定的招呼用語，讓彼此之間能禮貌但不親密。
由於沉默寡言的性格，使得日人私下喜歡偷窺他人隱私，也養成日本人細膩的觀察力，日本文學細膩而美，是這個性格使然。由於日本人這種性格，日本人須要保護自己，因此就很容易形成對他人冷淡的性格。

上述這種個性使日本人個人在外國人面前時變得非常膽小，被外國人批判時，大都只能沉默應對。也因此，日本人在與外國個人交往或做生意一段時間後，就習慣與熟人一直來往，因為如此才比較容易處理彼此的關係。

2、對於日本人來說，人跟人之間的親疏有一個重要的識別標幟，那就是對方是否是自己的夥伴（日文稱為「仲間」）。如果是自己的夥伴，那麼彼此就變成好像是家族中的一員，這時，任何外人的消息很容易在夥伴之間被傳遞。對於日本人來說，所有的外國人都是外人，因此用盡各種方法獲取外國人的資訊，譬如盜聽、竊聽、跟蹤、尾隨乃至美人計，日本人並不認為這在道德上有什麼瑕疵。由於日本人不擅長單獨與外國人溝通，因此談生意時，總是喜歡兩個人或是兩個團體以上共同與外國人交涉。

3、由於日本人對團體依賴極大，因此為了獲取外國人對日本的良好印象，他們對外國觀光客很親切，但是如果是要常住日本而可能比較會了解日本的外國人，他們會敬遠，尤其外國人講日文跟日本人一模一樣而被知道是外國人時，日本人會極端厭惡，因為他們怕日本人之間的訊息會被外國人知道。對於外人，日本人有「以心傳心」的習慣，也就是彼此不講話而以眼神傳遞的方式來共同對付外人。日本的私人如與外國人處理不好，日本人會儘量不介入，但是個人與外國人的私交如果變成是日本的對外問題時，日本人幾乎都會回歸到整體來處理。尤其是日本人有日本式的報復行為，他們會對外國人（乃至日本的叛徒）展開追殺。

由於日本人很容易把對內道德與對外道德區分，因此他們很難認為日本人的對外行為有錯，但是如果被外國侵略、欺負時，日本人一定謹記不忘。例如廣島被丟原子彈，本來原爆紀念館的展覽都只是片面講日本人如何受害，而不去談日本何以被美國丟原子彈？日本人在談偷襲珍珠港時，會覺得他們集體完成日本的壯舉，他們至今仍不願正面承認這樣的行為是侵略的，而且私底下仍認為這是為了確保日本的石油所必須做的行為，而這也是各國難與日本溝通之處，因為：日本只強調其被害的一面，但是他們本身卻無法用《獨立於日本之外的個人良知與道德感》去感同身受外國人被日本人欺負的一面。當日本人提出No more Hiroshima時，外國人提出必須正視日本的侵略行為與廣島原爆之關係，記念館才把二戰時廣島的軍事相關歷史擺出陳列。

在幾年前，日本人強烈的被害意識使日本人把廣島被爆前的街景全部以動畫重現。日本人也一直要找出原爆的真兇，筆者在日本念書時，曾很震憾地看到日本電視把指導原爆出機的美國軍官加以報導出來，而日本人的手段是先跟他親近，給他各種獎章，最後羞辱他，讓這位軍官以痛恨被耍、被侮辱的表情來痛罵日本人，而日本人就活生生地把這個景象呈現在電視上。當外國人成為日本對付的對象時，即使是跟你再有私交的朋友，也都會轉成敵對者，即使基於個人的良知，認為日本的行為不對，大概也只會保持不管或裝做不知道，因為幫助日本敵人之日本人會被認為是出賣日本，而被處以「村八分」，也就是會被當做背叛者。由於所有日本人會以仇視的心態對付背叛者，這種背叛者幾乎會很悲慘地喪失在日本的生存空間。

4、日本文化的長處與缺點  日本人由於區分內外，所以很認真地了解外國，這使得他們在學術上與各方面能與歐美並駕齊驅，明治維新所以成功，正是他們集體一致共同努力的成果，而這是他們的長處。但是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他們的弱點就是：日本人無法像外國人單兵作戰，進而產生各種先進的發明、設計乃至產品。

事實上，二戰之後，日本的對外政策是相當謹慎的，它在與美國的結盟之下，盡可能不與各國發生衝突，但是在作者所認識的朋友當中，有許多人被日本人集體追殺。在國內推動外交之際，日本是重要的國家，作者無意煽動反日情緒，只是作者想告訴大家的是：知日比起盲目的親日重要。

五、台灣人在東亞世界的角色
回顧東亞的歷史，東亞的國家史是以中國的「王朝國家」為主軸而展開的，這個展開有兩個特徵：一是周邊國是家是否有能力維持政治的自立，是與中國王朝國家的強弱成正比的。換句話說，當中國王朝強大的時候，周邊國家會被迫接受冊封體制，而成為中國的屬國；當中國弱化乃至陷入分裂狀態時，周邊國家就能夠恢復政治上的自立。另一個特徵是中國的王朝國家的權力並不是漢民族的獨占物，而是由漢民族與北方民族這兩個勢力進行爭奪戰。在西力東漸之後，中國就再度進入衰退與分裂，而崛起的日本就好像過去的北方民族一樣侵略中國，二戰後，一個以強大中國為核心的東亞世界再度被像習近平這種中國領導人強力推動，但這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這個世界已無法再回到冊封體制，也因此，這就更增加了東亞國際政治的詭譎性。

事實上，要期待日本在亞洲能像德國在歐盟成為領袖並不容易。倒是南韓對於光州事件做過轉型正義的努力，而台灣也對於228事件、白色恐怖乃至國民黨黨產等做了轉型正義的努力，這種轉型正義如果能夠成功突顯出正義的基準時，是有可能慢慢帶動東亞政治文化的改變的。也因此，台灣人能夠昂首跨步對於全世界做出貢獻的，正是台灣人可以透過轉型正義，把正義的意識落實於人們的意識當中，進而以此為基礎來展開自己的外交行動，以改變東亞的政治文化，而這正是作者長年以來所提倡的脫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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