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檢是依靠客觀事實、還是理所當然的偏見——從Terry案談起

客委會主委李永德於外出購物時，遭警察臨檢，因此質疑台北市何時變成「警察國家」。事實上，實施臨檢到底需要達到如何的門檻、人民是否必須絕對服從，甚至警察能否強制帶回警局等等，不管大法官如何解釋、法律如何規定，都必然引起爭議，且他國亦然。這可從美國的Terry案及之後的影響，看出一些端倪。

從Terry案，看何謂「合理懷疑」
根據美國憲法增修第4條，必須有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且需要有法院所簽署的令狀，才得對人民進行逮捕或搜索。而可以允許的無令狀例外，必然是基於緊急性，如現行犯或有緊急逮捕與搜索的必要等。只是如此嚴格的要件，很明顯是針對犯罪行為；但在警察的一般性盤查（stop and frisk），其目的在預防犯罪或治安維持，到底要不要適用這麼高的門檻，就一直有爭議。

1968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針對一件警察盤查案件的適法性進行審理。此案源於警官Martin McFadden，因在例行性巡邏時發現，兩名黑人John W. Terry和Richard Chilton，一直來回並觀察某家商店，於是以當警察多年的經驗，認為他們可能要偷竊或強盜，故上前進行盤查，並以手槍要求趴下並搜身。結果找到非法槍械，嫌犯也因此被起訴並定罪。惟Terry卻以此盤查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向聯邦最高法院上訴。

若依據法條文義，警察以自我的經驗法則來判斷犯罪是否發生，確實很難說是有相當理由。不過，聯邦最高法院仍以八比一的多數決，承認此等盤查的合憲性。而在由首席法官華倫（Chief Justice Earl Warren）所主筆的多數意見指出，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的要件並非絕對，警察合理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有犯罪即將發生時，基於保護自己及公眾安全，就可對人民進行暫時性的詢問與搜查。這起案例，就成為例外允許的狀況。

惟因這種暫時性的盤查，發動門檻低，又無需法院的令狀，如何防止濫權，就會產生疑問。故在判決理由書上強調，所謂合理懷疑必須要有特定的事實為依據。如Terry案中的警官，並非單憑直覺，而是重複觀察到嫌犯來回同一路線超過二十次，因此推論出有犯罪可能。同時，即便在這種情況下允許警察盤查，但此時對相對人的搜查，也只能是基於保護警察自身安全的所謂外表碰觸（即英文的frisk），這明顯與有令狀的搜索範圍小的多。而此判決所設下的限制，後來就被稱為Terry-Stop rule。

反恐+川普上台，合理懷疑恐被濫用
不過，就算法院對盤查設下限制，卻因合理懷疑的空洞性，問題仍未解決。尤其是美國臨檢黑人的次數與人數遠遠超過白人，甚至高達三倍以上；再由於21世紀，強調反毒與反恐之故，中南美洲移民與穆斯林教徒，又成為警察自然而然會去盤查的對象。這種僅以種族外貌為主要考量，而毫無事實根據的臨檢，一般稱為racial profiling，雖然一再受批評，某些州也特別立法禁止，但由於因果關係難以證明，即便是基於種族因素的警察權行使，也無法對之進行有效的法律究責。

更麻煩的是，川普上台以後，為了實踐其反恐與維護社會治安的承諾，除了發布對穆斯林國家人民入境的禁令外，亦宣示將推動更為強悍的盤查法制，以達成犯罪零容忍的社會。如此做法，只會使種族偏見的種子，更深藏於執法者腦中，更易使非白人的族裔受到不公平對待。原本已經存在的種族裂痕，肯定也會因此加深，更注定警察不當盤查所引發的暴力衝突，將會一再發生。

從美國的經驗，不得不讓人思考，所謂合理懷疑，所依憑者，恐是刻板印象遠多過客觀事證。於台灣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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