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爾的社群主義對台灣人的意義

1972年美國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發表《正義論》一書之後，在美國引起非常大的轟動，這本書所以在美國如此廣泛受到注意，是因為美國從1960年代後半產生了很顯著的社會疲弊現象，例如經濟停滯不進、公共精神喪失、犯罪叢生、越南戰爭等等。換句話說。美國社會漸漸喪失了自從「新政」以來對「自由主義」的信心，而被迫要去再確認美國的理念。就這種意義來說，「正義論」的出版正是時候。在初期的時候，對於《正義論》並沒有什麼批判，但是當《正義論》所帶來的狂熱冷卻下來之後，《正義論》就被左派與右派兩邊集中砲火加以攻擊。

其中以桑德爾（Michael J.Sandel）為首的社群主義者（Communitarist）認為現代社會的病理，例如「個人變得孤立」、「社會化成許多的片段、部分」、「倫理解體」、「人們對於政治不關心、冷漠」，這些都是因為「自由主義的個人觀與社會觀」擴散的緣故。

社群主義對於美國的社會做了很多分析，例如社會的變動性增加、擴大，經濟變動與企業的人事政策強迫人們遷徙，『與地方的人際關係互相結合的小規模企業經營』被大企業蠶食，透過市場所提供的服務取代了社區內部的相互扶助，因為交換原理的適用把人際關係變成手段與商品，因為競爭原則的適用使人際關係變成淡薄、變成互相敵對。

因為福利國家的發展，使得統治走上中央集權化、官僚化，這就使得由『地方自助』與『自治傳統』所支撐的中間的共同體走上衰退。

個人追求自我實現的結果，使離婚變得自由；由於人們對社會福利的依賴，使得個人對家庭的責任感弱化；伴隨女性解放與女性進入社會的發展，使得夫婦與親子關係被重新看待，而使夫婦與親子關係走上不安定。

桑德爾就以他對於美國自由主義（Liberalism）之批判為基礎，倡導共同體主義（Communitarism）的共同哲學，其構想是重視自治的精神。所謂自治就是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但是這與任意發表自己的看法是不一樣的。自治是以公共心來陳述自己的意見，就這種意義來說，自治精神就是以共同體的一員對自己的發言負責，因此自治的精神包含『自由』與『自律』的觀念，同時是以公共心或公共精神為基礎。

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如果沒有以公共心或公共精神為基礎的話，這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因此自治精神為了有活力，就必須要有公共心或公共精神的陶冶，但是公共心的陶冶是不能透過『法律的強制』與『對違反公共心者的排除』來做，公共心的陶冶應該在社區、學校與教會的各個部分，以說服及養成習慣來達成。

由以上說明可知：社群主義對公共哲學的構想之第一個特徵是『重視公共心』與『透過說服、使人們養成習慣來陶冶公共心』，亦即讓人們具有是社區一員的自覺意識，並想透過說服、使人們養成習慣來達成。

桑德爾認為：說服與使人們養成習慣就是托克維爾與彌爾所說的「民主主義的學校」，換句話說，在社區的實施與實踐本身就是學校，而人們是要在此培養民主主義與自治的精神，亦即要培養出公共心。

桑德爾將托克維爾與彌爾所說的「民主主義的學校」與盧梭所謂「市民宗教」的想法加以區別。盧梭在其有名的「社會契約論」一書的最後部分中，提出市民宗教的想法，而主張：其所思考的市民社會為了要成立，人們就必須共有市民宗教這種公共精神，而盧梭把這種市民宗教的模範求諸於古希臘斯巴達的軍事精神與奉公的精神及祖國愛。

顯然，托克維爾與彌爾所說的「民主主義的學校」與盧梭的市民宗教不同，托克維爾與彌爾所說的「民主主義的學校」是在公共心的陶冶上，重視人們的自發性與實踐；而盧梭的市民宗教則似乎是重視公共心是由歷史與傳統所支撐，公共心是繼承過而來的。

公共心的陶冶假如是被人們的自發性所支撐的話，那麼人們是不會感覺這是強制。相對地，如果公共心是將『由歷史與傳統所支撐的公共心』加以繼承的時候，那麼人們是會感覺到較多的社會心理的壓力或是強制。

桑德爾的學說有很多的面向，以上所述只是其中一種，而社群主義對於個人自由的守護也是贊成的，只不過桑德爾是在共和主義的觀念之下強調自由。

這個社群主義在台灣已有人介紹，甚至公民課本、社會倫理對於社群主義都有稍加介紹。但問題是社群主義要在台灣落實並不簡單。以福佬人、客家人的歷史來看，清國時代的台灣是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族社會，所謂的地方性的團體是立於支配服從的關係之上，這很難產生平等人之間的自治共同體；日本時代的發展使台灣社會在宗族社會之外，也產生了近鄰社會，但是這個社會是沒有彼此是同胞、彼此利害與共的社群意識，所以在國民黨來台採取分化政策以後，近鄰社會原有的親近性就喪失。台灣人的新的社群意識其實是在黨外運動以後，以全國性的串聯而產生出來的全國性的台灣人意識，這個意識透過網路的發展，更加擴散，並漸漸克服了台灣所存在的分離意識－中國統一意識。但問題就在於台灣的市民社會是從全國先發展起來，被國民黨長期使用的恩庇侍從主義所形成的地方分裂並沒有被克服。雖然民進黨在地方的勢力已漸漸取代國民黨，但問題就在於民進黨只是在形式上取代國民黨而實際作法仍是養樁腳的恩庇侍從主義的作法呢？還是民進黨要以長遠的眼光使公民的精神落實於地方呢？其實這就是真正的困難之點，卻也是台灣人必須要克服的地方。

各位不知是否知道美國是由清教徒所建立的國家，他們受到斯巴達與羅馬的影響，憧憬著去建立共和主義的國家，而使得美國很早就成為草根民主的國家，這是一個有深層厚度的國家，它繼承了歐洲長期的傳統，但問題是：如果我們沒有這個深層厚度，那我們要怎麼走下去呢？其實在李登輝總統的時代就已有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但是其實施成果可以看見的是：所有的預算就好像石沉大海一般激不起小浪花就消失無蹤。由此我們就可以知道要改變人的頭腦，並不是那麼簡單，努力去對西方全盤作了解，進而將之化成我們的骨與肉時，這才有可能成功的，否則膚淺的作為終歸失敗。問題就在於台灣的人文社會知識的累積在國民黨的扭曲之下，因為種種的社會因素、文化因素呈現出殘破不堪，錯誤百出。日本在明治維新時，其主政者已知道：只有船堅炮利不可能使日本站起來，只有徹底的西化才有可能，姑不論二戰前的日本西化是否成功，但是他們建立了接受西方文化的底盤，這使它們在二戰後持續成為世界的強國。民進黨所要看的、所要做的是他比須為台灣開至少上百年之基，但那是很不容易得到選票的。但不如此，台灣人終將跳不出中國文化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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