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期一會】校園不是政客的收容所

彷彿大學「好老師」的頒獎典禮，學風再怎麼敗壞，每年仍要消耗公帑，自我表揚、自得其樂。9%政府卸任前的贈勳對象竟有備受爭議的企業人士，看來520之後該要換民間版了。大學的榮譽博士、講座教授、校董、人間極品認證的布達典禮，應該很興盛。可是這種「互相表揚，彼此頒獎」是有風險的。除非已準備放棄台灣市場，或來路不明的「特定學生」已足夠充數，否則不僅不利招生報到率，甚至損及校園風情！   

回憶2000年以前，長期一黨專政的台灣，許多被刻意栽培的特定人士不斷在事務官、政務官、民代、黨工、國營事業之間加封官階。總之一會兒入閣，一會兒選立委，落選了再選國代、省議員、市議員、監察委員、縣市長等，眼花撩亂的速度，讓民眾根本無暇看清那些是官員？哪些是民代？所以「當官」是一般坊間代名詞！  
公元2000年第一次政權輪替後，許多人才真正體認，原來民主國家沒有永遠的官階！那個夏天，前朝「官員」紛紛離開熟悉的官場。宛如太宰治(Osamu Dazai)的《斜陽》裡，二次大戰後日本失落貴族的際遇，令人感傷！當時本土派，並沒有太多狂喜或看好戲，而是以平常心，總之好聚好散！
那年9月，開學後，大學停車場，突然湧現多輛氣派的黑頭車。那是卸任官員來校授課的交通工具。甚至有些更高級的官車直接駛進校園，停靠大樓玄關處，好讓卸任官員輕鬆走進教室。當時車輛廢氣管制法尚未成立，司機在車內開著冷氣耐心等待，全為了主人下課進車後，不受到半點暑熱的委屈。學生在廢氣瀰漫的校園，人人掩面而行，無端承受敗選的悶氣，於是憤而另取校名別稱：「失意政客的收留所」！ 
對於政治人物而言，大學校園是最佳避風港，學生是解悶的良伴。可惜他們總在不得已的最後關鍵才想到進校教書，校園果然是失意政客的收留所。其實每校教職甄選規格十分嚴謹，可是遇到官員則不再此限，校方緊急召開臨時決議，敬候光臨！雖為卸任官員，但法力依在，所以校方還會安排「必選科目」保障授課名額。如此一來，就不必擔心屢修人數掛零，官員可以持續到校坐鎮。至於授課內容，大都是在民間被社會所唾棄的誤民實例，再搬進校園繼續誤人子弟！
可是長期依靠掌聲而維持精神生命的卸任官員，即使處於優渥的學術環境，可是耳邊仍不時響起校外的掌聲，而幻知幻覺地幻想東山再起，無論窗外飛過的蝴蝶，或手上的粉筆灰都成為占卜依據。有時被誤以為改走氣質路線，效法徐志摩唸唸有詞，其實是遇到黨內初選而患得患失！
但上例屬於「不離譜」的官員，另有高官包攬一推課程，開學數週即不見人影，課業全由秘書代勞！遇到這類「包商」，學生必須因應兩件事：一、轉告學弟妹，不要進來這種學校。二、趕緊報名轉學考。
這種程度的官員進校教書，除了怠惰課業，還會拖累隨扈、司機、秘書和系助。
2000年夏天，某位卸任政務官，參加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因被質疑盜作之嫌而召開記者會。席間，將錯誤責任全推給勞苦功高的助理。他大致辯曰：「這是助理寫的，我沒有被告知！」一個享盡名利的資深高官，卻是如此器量，令人不得不肯定政黨輪替的優點。

兩年後，另在某國立機構舉行「中日和約研討會」，一位學者出身的卸任大使應邀出席發表大作。約15分鐘的報告內容多處抄襲《蔣總統秘錄》，而遭評論人全數指正。不料，這位卸任大使竟理直氣壯：「這是秘書寫的，我沒有時間一一查證！」這句話，震碎了我的夢想。難道大使專程為秘書「朗讀」嗎？實在難以想像被主辦單位敬重一方的重要人士，竟是如此輕忽學術價值。
其實我完全相信這兩位卸任官員的本行都是學術，只是他們在本行的基本道德已不見了。十年寒窗熬出頭，有了令人肅然起敬的社會地位後，卻經不起權力的腐蝕，不僅原始的「看家本領」急速退化，一旦出事，還栽贓給地位懸殊的部屬。這樣的人，不應進入校園頤養天年，而最適合到佛光山修行，找回良善的屬性。同時政府及社會也應正視「政界」和「學界」的分際了。
眾知學界重視真理，而政治必須務實，前後不同心境。在日本「政界」和「學界」涇渭分明，所以經常遊走於政學兩端的「過客」，首先不敵選民的抉擇。而學者參政，首先辭職專心一志。並沒有法律規定必須如此，而是自我約束的責任所致。
今日的東京都知事舛添要一（Yoichi Masuzoe）是一名有才氣的學者，從年輕時就是日本社會受歡迎的評論家。在日本人普遍還不認識台灣，且中國經常干擾國際空間的1990年代，舛添要一經常在日本媒體表達對台灣的關心。他1979年受聘東京大學擔任副教授，1989年辭職，幾年後投入政壇，從此再也沒有回頭。其間幾次選舉失利，政治路走得辛苦，可是他並沒有依戀校園，而是專心政道，2014年終於當選東京都知事。
此外，日本知名古城「姬路城」(Himeji Castle)所屬縣域「姬路市」(Himeji City)，市長石見利勝(Toshikatsu Iwami)是相當傑出的工學博士。20年的學術生涯，不僅研究業績斐然，行政能力也受到肯定。2003年辭職回鄉參選市長，至今已當選四屆，他仍專心該市政務，沒有東張西望遊走政學。這兩人，在學界都有良好的風評，甚至許多場合需要他們。可是一旦投入政界，再回頭人事已非。因為日本校園的倫理，比政界還嚴格。這點，台日國會互訪時，諸公應該誠實地交換心得，想必台灣是令人羨慕的。
2008年民進黨慘敗後，全身而退的政務官紛紛回到民間，自食其力。其中也有部分進校教書。理應中立的政學兩界已被特定人士任意遊走其間。這種行為，本土派更應該自律。無論公私立大學都是公共財，根本不應淪為政客的養老院，或備戰的牛棚。這是戒嚴時期，台灣的一群憂國憂民之士就開始憂慮的亂象。第三次政黨輪替的此時，但願所有大學都能維護校園該有的本質，而這一道勇氣，就是風骨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