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關於陪審制度的jury nullification

在司法院力推國民法官制度，預計於本會期通過，並將於2023年1月1日實施，至於所謂國民法官，實屬於日本裁判員制度的參審制（參照筆者著〈該讓國民法官審殺人重罪嗎〉 ）。而在此次司法院送立法院審議的草案報告裡，也洋洋灑灑列出了不推陪審制的十大理由，這其中，如陪審員可能感情用事、判決不附理由、是否違反法官保留等等，要非情緒用語，即是老調重彈，並無任何新意。唯獨其中一點提到，在陪審制度下，有所謂jury nullification，即無視法律的評決，這不僅會生爭議，也為我法律制度所無，致成為反對陪審制度的新亮點。只是關於此種相當特殊的裁決，到底怎麼回事、是否普遍存在，卻是必須思考的課題。

所謂jury nullification，指的是陪審制度下，即便檢方已經舉證被告有超越一般人的合理懷疑之有罪程度，陪審團仍可以法律不具有公平正義，致判被告無罪。原本，陪審團僅是針對檢方起訴的事實為有罪、無罪之認定，為何仍可進一步否定法律本身，這本身就存有某種程度的矛盾。如果就陪審制度比較具體的明文化，即1215年的英國大憲章之出現，其原因既然是在抑制王權來看，讓陪審團擁有此等權力，卻也是理所當然。

而jury nullification來到了美國，顯然又被發揚光大。如在美國獨立革命前，一些批評英王的濫權及鼓吹獨立的人士或報紙，常因此被以叛國罪起訴，陪審團就常動用jury nullification來判無罪。而在美國獨立至南北戰爭期間，北方各州的陪審團，對於從南方脫逃至北方的黑人奴隸，被起訴脫逃罪，也常動用jury nullification來判無罪，就成為解放黑奴前，最重要的拯救工具。甚至在1930年代，面對充滿道德色彩的禁酒法，陪審團的jury nullification，也成為緩和法律嚴格性的重要機制。

所以，由於jury nullification的存在，就可使不合時宜或者不正的法律，能在個案中被調整，致成為人民對抗不義制度的重要表徵。只是這種權力的適用要件與時機，不可能被明確化，既可為扭轉不公制度的關鍵，也可能成為不正判決的根源，這在美國黑白分離仍屬明顯的1960年代之南方各州，面對3K黨的暴行，甚至殺人行為，仍有被判決無罪者，即是值得警惕的事例。

做為校正司法不公義的工具

故對於jury nullification存在的質疑，一直沒停過，卻也未曾被否定。首先，針對陪審團是否僅能為事實判斷之點，實是將法律與事實截然兩分的思維，但問題是，犯罪有無的判斷，實是遊走於法律與事實，兩者未必是截然兩分，故陪審團僅能審事實的質疑，這本身就是個疑問。其次，即便jury nullification有被濫用的可能性，但任何法律制度都有其缺點，也都有可能被濫用，非此種制度所獨有。更重要的是，即便於現在，不正法律仍會存在，但在修法可能遙遙無期下，jury nullification，無疑是藉由個案來調整正義天平的最後且最重要的工具。

也因此，關於jury nullification，直至現今，仍被定位是陪審團備而鮮少使用的機制。只是如此的權力，既然未被否定，則法官是否必須在審判前告示給陪審員知道呢？由於法官在告知陪審員必須依法審判，卻又冒出可無視法律，前後實屬矛盾，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法官是否必須為jury nullification的告知，早於1960年代，即採取否定的見解，只是法官如果為告知，亦不違反憲法。而證諸現實，法官為此種告知的可能性顯不高，也就出現美國某些公民團體，在法院外鼓吹與告知民眾有此種權力的奇特現象。

至於在不採陪審制的國家，如我國，雖沒有無視法律的判決制度，但在這幾年，卻在某些刑事判決裡，有著jury nullification的影子。如在太陽花學運的第一審判決裡，針對被告所犯的妨害公務等罪，法院即引用現任司法院長許宗力於1988年所著的試論民主法治國家的市民不服從之文章，而以公民不服從來阻卻違法性，並因此判決無罪，（關於此判決評析可參考筆者著〈以公民不服從阻卻違法的實與虛〉）
如此的判決理由，實也與jury nullification無太大差別。也因此，認為jury nullification，即是無視法律而視之如猛獸的說法，既可能過度簡化，也忽略此種制度的精神，早已出現於我國的司法判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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