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身心障礙者的死刑問題

燒死親人的翁仁賢於近日執行，又引發廢死與否的議論。尤其在兩人權及身心障礙者公約，相繼國內法化後，身心障礙者是否可判處或執行死刑，一直是爭議不休的焦點。

在我國刑法，並無身心障礙者不可判處死刑的明文。不過，根據刑法第19條第1項，若行為時有精神障礙或心智欠缺，致不能辨識是非或控制行為者，就屬無責任能力而不罰。而根據同條第2項，若因此造成辨識或控制能力的減弱，即屬限制責任能力，就可以為減刑。換言之，若被判定是無責任能力，就必須為無罪判決，若被判定是限制責任能力，也多可為減刑，致不會判處死刑。

惟如此的規定，除必須鑑定是否有精神障礙外，還必須由法官來判斷是否有辨識或控制能力的喪失或減弱，既非身心障礙者不得處死的明文，也會因法官的不同，產生相類案件卻有死刑、無期徒刑的差異性。至於就死刑執行的部分，依據刑事訴訟第465條第1項，雖規定死刑確定者若患有心神喪失，必須停止執行的規定。惟關於心神喪失的判定基準及程序，皆無具體規範下，如此的精神狀態，又會流於執行機關的恣意決定。更何況，此僅是一時性的停止，在其痊癒後，就會立即執行。

而在2009年，我國所簽署的兩人權公約裡，並無身心障礙者，不得判處或執行死刑的規定。但在2005年，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委員會（經社文委員會）所屬的人權委員會決議，對精神障礙者不得判處或執行死刑，似就可成為相當重要的依據。惟依據兩人權公約施行法第3條，對於人權公約的適用，所必須參考者，除立法意旨外，雖也包括人權委員會的解釋，但條文所指的「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是否也包括經社文委員會所屬人權委員會的決議，又出現司法者的各自解讀，故此等案件判決的紊亂性，並未因此解消。

精神障礙者判死爭議大

於2014年，我國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根據此權利公約第15條，要求各國須避免使身心障礙者受酷刑或不人道的處罰，僵持多時的棘手問題，似可因此獲得解決。惟所謂身心障礙、酷刑等，仍不可能有客觀標準下，也代表如此的爭執，恐將持續。

尤其更值關注的是，司法院正力推的國民法官，其所適用的案件範圍，幾乎都是屬於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參筆者著，〈該讓國民法官審殺人重罪嗎〉），則在面對有關精神障礙者的審理時，就可能面臨更多的掙扎與難題。首先是，為了避免產生預斷，故國民法官於正式審判前，皆不能接觸到卷證，而雖然法官亦無法接觸，但因必須準備審判之故，至少會對案件內容有所認知。再加以法官面對精神鑑定，並不陌生，就可能使國民法官與法官間，產生極大的資訊，甚至是專頁落差。

又在採取合審合判的制度下，國民法官也必須參與量刑，就又得面臨是否判死的抉擇困境。只是在採取有條件的過半決，即多數決裡至少要有一位法官的意見下，實質為死刑與否決定者，實為三位專職法官而非六位國民法官。只是在採合議制下，無論每個人的意見為何，最終就是集體責任下，肯定又得面對輿論的壓力。

總之，以目前民意趨勢，不可能於短時間廢除死刑下，司法判決的分歧性必會繼續存在。只是對於目前尚待執行的三十九人來說，到底是以終身刑為對待，抑或是成為執政者可以任意動支的肉票，就得隨時受到全民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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