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屠殺能靠司法還原真相嗎？

屠殺一書作者葛特曼來台開記者，並質疑台北市長柯文哲，是帶病人至中國進行器官移植的中間人，更直指其至對岸教授葉克膜技術，並因此助長活摘法輪功成員器官之惡行。只是如此嚴厲的指控，卻難以藉由司法程序來檢視真假，致又流於政治的口水之爭。
 
依據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16條第1、2項，只要是提供、取得或仲介器官移植的有償買賣，無論是在境內、境外，都可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惟此刑罰規定，乃是在2015年才增加，在此之前，針對器官仲介或買賣，僅是處以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的罰鍰。故以屠殺書中所指的年份，皆在2015年之前，恐無庸查明器官仲介之有無，就得依刑法第2條第1項的不溯既往原則，為不起訴處分。
 
另一項更嚴重的指控，即是活摘法輪功成員器官之行為，這涉及殘害人群治罪條例第2條第1項第2款，即意圖消滅某一宗教團體而為身體嚴重傷害罪。由於此罪的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僅刑罰極重，也屬國際刑法，如羅馬規約所規範的重大殘害人權之犯罪，致無論發生於國內、國外，檢察官都必須加以偵查。
 
惟關於中國活摘死刑犯、法輪功成員器官之情事，雖已為國際社會所廣傳，但於刑事司法上，就僅屬傳聞證據，致須被排除。尤其這類結構型態的暴行，除必須證明參與者有犯意聯絡外，更須有行為之分擔，才足以成罪。故僅以教授中國醫生操作葉克膜，且在有意、無意間得知此技術可能用於活摘器官，或可見仁見智評價為是平庸的邪惡，欲用以證明是殘害人權的共犯，顯差之千萬里。
 
更值注意的是，面對中國這類殘害人權的犯行，無論是基於我國憲法增修條文，抑或是基於人權保障的普世化，我國司法機關絕對有管轄權。只是於過往，曾有法輪功成員自訴中國領導人迫害法輪功之案件，卻被法院以犯罪地不在台灣為由而不受理。這也代表，就算有人告發柯文哲犯下殘害人群治罪條例之犯罪，在司法機關幾乎不可能碰觸兩岸敏感神經下，此案肯定也是無疾而終，致繼續糾纏於各說各話的選舉議題。
 
而如果屠殺作者，無法提出更有力的證據證明器官買賣與活摘器官等的事實，則柯文哲對其提出誹謗罪的告訴，是否就可成罪，甚至還原整起真相呢？答案似乎也是否定的。
 
因依據刑法第310條第3項，針對所傳述之事，若能證明其為真者，是可阻卻誹謗罪之責任。而屠殺書中所指涉者，既難於查證，也皆屬傳聞，似無法證明真假，就得負起誹謗罪責。惟根據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乃採取所謂善意傾向原則，即就算所傳佈之事情無法證明為真、甚至被證明是假，只要行為人是基於善意，仍可阻卻誹謗罪之成立。故屠殺一書，即便是傳聞，只要有所本，即是基於善意，作者也無庸負起誹謗罪責。
 
其次，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意圖使人不當選而以文字等方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此罪不僅是非告訴乃論，刑罰也比誹謗罪重許多。惟此罪的所謂謠言、不實等，皆屬不確定法律概念，且屠殺一書所言，也非空穴來風，基於罪刑法定與罪疑惟輕原則，亦不可能觸犯此罪。這也代表，關於器官買賣、活摘器官等情事，肯定無法藉由司法還原真相。
 
故於現階段，於境外的器官仲介或移植，難於查明，更遑論為刑事處罰下，衛福部至少得落實通報機制。雖然在2015年修法時，對不實通報器官移植的資料，採取二十萬元到一百萬元的高額罰鍰，但於醫療機構諸多境外移植之通報，要非記載不詳，即是模糊帶過，至今竟無任何受罰的紀錄。如此的結果，就使通報及重罰機制形同虛設，更難防止境外的器官買賣，致為須立即檢討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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